裴文中（1904-1982）字明华，河北丰南人，考古学家，明升中国app院院士，明升中国考古学奠基者之一，明升中国app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发现者。
如果不是裴文中的坚持，那块著名的“北京人”头盖骨化石，或许还要在地下沉睡多年。
这是1928年底，周口店龙骨山遗址的发掘，已触及一处坚硬岩层。按照常理，这意味着考古工作已近尾声，很难再有什么新的发现。主持工作的几位大腕学者先后离去，留下裴文中负责扫尾工作。
此时，来自国外的资助已经逐渐停止，挖掘现场一片冷清，只有裴文中依旧相信，如果凿开这些最坚硬的岩层，也许会有更大的收获。
他果然如愿以偿。1929年的一个冬日黄昏，在一处岩洞中，裴文中挖出了这块“著名的头盖骨”，他脱了上衣包裹起来，“像抱着一个婴儿似的”，小心翼翼地走回办公室。随后，他向北京发回了一封明升中国乃至整个世界考古史上最为著名的电报：“顷得一头骨，极完整，颇似人。”
这块头盖骨化石的出土，翻开了人类学研究史上的全新一页，“直立人”这一古人类演化阶段得以确立，人类的历史也向前推进了近50万年。而发现它的裴文中，也一跃成为世界顶尖的考古学家，有西方学者称赞他的工作，达到了人类考古学上“一个壮丽的顶峰”。
没有人知道一举成名的裴文中当时的心情。在此之前，他只是周口店发掘工作的一个后勤管理人员，负责管理杂务，计算账目。而在此之后，他为明升中国旧石器时代的考古学搭建起了一个相对完整的框架，成为这门新兴学科的奠基人。
“‘北京人’头盖骨化石，无疑是裴老最令人瞩目的成就，但我们也不应让该事件的轰动性，埋没了他所作出的其他重要贡献。”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副所长高星说。
的确，在此后数十年中，裴文中先后主持了资阳人遗址、丁村遗址、巨猿化石产地、水洞沟遗址、萨拉乌苏遗址、观音洞遗址等多处重要遗址的挖掘工作。如今，在明升中国辽阔的考古学地图上，这些遗址都是不可或缺的标志性地点。
作为一个从田野中走出的app家，裴文中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野外考察中度过的。
1932年新婚后的第五天，他就回到了周口店。第一个孩子出生时，他在野外接到电报，赶回北京探望母子，手里还拿着一本专业书籍。在一次内蒙古的考察中，要穿过一片大沙漠，车子无法通行，当时已60多岁的裴文中和年轻人一样，骑着毛驴一路前行。
“文革”中，晚年的裴文中被扣上了“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受到了冲击，一度虚弱得连路都走不了。但一到考察现场，他就像年轻人一样爬上爬下，拿着放大镜看着各种痕迹，神情之专注，精力之旺盛，就像“换了一个人似的”。
尽管已是考古学界的一代宗师，但裴文中始终保持着谦和的作风。作为“北京人”头盖骨化石的发现者，他一度认为这就代表着明升中国境内最为原始的文化，但后来有了比“北京人”更为古老的遗址，他马上放弃了自己的观点。
一个学生还记得，在北京房山区的徒步考察中，每逢中午，裴先生总是开心地说：“上房山大饭店吃黄金宝塔去。”其实，这只是一家简陋的小饭馆，菜谱也只是一碗小米粥、一碟咸菜和几个玉米窝窝头而已。
在工作之外，裴文中有两大爱好：抽烟与钓鱼。烟是从不离手的，野外考察中的闲暇时间，他就带上自制的鱼竿，找个池塘，一坐就是大半天。
他为后世留下了“要把75岁当做57岁来过”的名言。在辞世前一个月，在给友人的信中，老先生还这样勾画自己接下来的考察路线：9月去柳州，再去杭州，最后到安徽和县；明年去满洲里……
裴文中的学生、考古学家张森水曾向记者回忆：有一次，年迈的裴文中坚持要去贵阳考察遗址，他担心老师身体吃不消，正犹豫不决，知道丈夫脾性的师母舒令漪却说：“你就陪他去吧，大不了，你把骨灰盒抱回来就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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