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井冈山大学两位讲师因发表70篇SCI论文造假，被撤销论文，同时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可谓惩罚之雷厉风行。然而，这样的匆忙决定也是“不公平”的，井冈山大学两位老师其实是当前科技制度的牺牲品。当前，学术造假与学术腐败，已经不是个案，而是普遍现象了。学术腐败正像官场上的腐败和工矿企业的环境污染一样，得到治理的毕竟是少数，继续“顶风作案”的大有人在。
大环境污染了，小环境很难保持清净。当全社会都认钱时，知识分子也不会安于贫困。更严重的是，科研体制要你去发表SCI文章，且每年一评估，你就不敢慢慢等有好的成果出来再去投稿发表。笔者的硕士导师退休的时候，一辈子发表的学报论文仅10篇左右，退休前3年才被聘为研究员。如果按照目前的评估体制，她早就下岗了。现在，笔者的博士生毕业两三年后就能够发表10篇左右的SCI论文。不这样发表不行，如不发表，就意味着他们很难从讲师升到副教授，也永远得不到课题，更不会有什么奖励，永远招不到学生，工资永远最低。最糟糕的是，没有SCI文章，他们得卷包走人。
生存是生物的本能，同样也是人类的本能；不仅是官员的本能，更是商人的本能，也是科技人员的本能。当制度约定最终影响到学者生存时，各种学术腐败和学术浮躁就不可避免地发生，更何况发表SCI文章还有物质奖励这样的诱惑呢。教育部和社会要给学校排名次，排到前面的意味着好生源，好生源意味着金钱。老师发表了SCI，哪怕是造假得来的，只要学校得到了好处，只要不东窗事发，那就一直互相骗下去。这个循环过程是这样的：社会要求学校有好名次——学校要求老师有多多的SCI——老师向刊物造假投稿被接受——学校排名靠前——生源增加——老师得到物质奖励——继续给刊物投稿造假。学校或研究所也要生存，SCI又几乎是唯一的标准，于是出现了井冈山大学教师造假事件。其实，井冈山大学教师仅仅是学术造假的“小萝卜头”，真正的大鱼还是会漏网的。
有人说，我们不要看SCI数量了，我们来看影响因子和引用次数，这下总可以了吧？依然不行，影响因子也会造假，不好的结果修改了，或干脆编造了，没有趋势的让它有趋势，英文不好的花钱雇人写，你怎么能查得出来呢？至于引用，托自己熟悉的朋友引用，如果明升中国人引用的不算，那就托老外引。花钱吗，没有办不了的事。所花出的钱比起得到的好处少很多，何乐而不为？再者说，如果一个人发表的东西是错的，很多人写文章时都要当靶子批驳一番，这样引用率高了，那人的成果岂不是好东西了吗？这显然非常可笑。总之，用一个机械的数字来评价科研人员都是管理者无能的表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科研环境被污染了，想找一个好的评价方法是很难的。很少有人反过来问，为什么要对大学或研究所排名？为什么要和利益挂钩呢？为什么频繁地评估科研人员，而不制定一个类似SCI的标准评估管理者呢？
其实，如果我们仔细思考起来，就会发现这样的一系列问题：科研成果为什么越来越多？论文被枪毙了为什么总能够找到地方发表？为什么几乎百分之百的实验都能成功？以前一个教授或研究员一生发表的好文章不过十几篇，现在一个博士生就实现了，博士生的成果都值得发表吗？因为有了规定在先，发表文章与金钱、学位、职称、院士、经费、地位等等挂钩，于是就难免出现各种造假。如果科技情报部门做这样的一个研究，将发表SCI论文按照一定的点数（如IF>3）累计统计，来一个大样本作者群体分布规律调查，如第一毕业学校、家庭出身背景、籍贯、学科分布等，或许能得到非常有意思的结论。
大量Made in China 的假SCI论文，无论是数量上的还是质量上的，早晚会集中暴露出来，而现在暴露的仅是冰山一角。从经济学角度来看，造假的成本远远低于造真的成本，这就像盗版书屡禁不止一样的道理。如果大家都不买盗版书，就不会有盗版现象，因为市场没有了。遗憾的是，现实中图便宜的大有人在，因此盗版就不可能消失。其实学术造假比起官场腐败和环境破坏来，是小巫见大巫，是穷知识分子的一点小聪明而已。学术造假尽管有一定的风险，但是被抓住的仅仅是倒霉蛋。在利益诱惑面前，学术造假将会前赴后继，并将不断升级。
改善学术生态，要从每一个科研人员的心态入手；而要改善科研人员心态，必须改变不符合科研规律的评估体系。SCI单一的评估系统当休矣，强迫研究生发表论文当休矣！
《app时报》 (2010-4-2 A3 周末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