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的大学，可以说就是校长们的大学。因为他们虽然名义上只是政府派到大学中的“看门人”，但由于其上级或者在北京，或者在省城，都不在学校，因而对他们的领导在很大程度上都只是思想或精神领导，对他们的管理也“鞭长莫及”。在没有“下面”剧烈反应的情况下，特别是他们能够和“上级”保持良好关系的情况下，都是可以当稳大学领导的。换句话说，在他们与“上级”在大学大政方针问题上保持一致的情况下，大学在很大意义上就是他们的了，他们既是上级方针政策的执行者、体现者，也是大学内部各种制度及文化的创造者，完全可以在自己的大学中“为所欲为”。

 

在这样的制度和文化背景下，校长们可以说是大学中不折不扣的统帅和“灵魂”。不仅大学中的各种规章制度、各级领导干部人选、各种建设规划、各种评价标准及结果均出自校长们的意志，而且在对诸如大学目的、大学精神、大学规律等具有普世性标准的思想和观念的解释上，也常常被校长们的意志所左右。他们对大学本质及宗旨的理解，可以说就是大学中实实在在的教育方针。由于他们的思想和意见一般都是采用“学校文件”的形式传诸全校的，因而具有“一言九鼎”、不容置疑的性质。

 

在这样的制度和文化氛围中，大学中的行政机构也无形中演化成了校长意志的代言人，“遵（校长）命行事”则成为大学中各种组织的行事原则，其实际性的工作目标往往不是如何为教师和学生服务，而是让校长们满意。

 

校长的大学对大学的影响不止在校内，还延伸到社会，许多媒体都为校长们展示教育理念提供了平台。只是令人遗憾的是，这些依据行政领导干部标准选拔出来的大学校长，何来蔡元培、梅贻琦、竺可桢等校长们的教育境界、信念、情怀和个性，他们所陈述的教育理念，要么像背诵流行的政治口号（现在则多为背诵教条性的大学理念和教育理念），所言多为“格式化”的大话和套话，以及实用主义的技术策略，缺乏令人信服的真知灼见。他们念兹在兹地强调的“追求一流大学、一流学科、一流人才”的大学理念，只是社会上普遍流行的“政绩观”的翻版，与真正大学精神、大学品格风马牛不相及。

 

在以校长权力为标志的行政权力膨胀和扩张的同时，学术的权力、教师的权利、学生的权利则无疑是萎缩了，作为学术权力人格化的教师和学生，在学校各种管理事务中几乎都缺少发表意见的机会。在这样的教育环境中，教师们是被动性地照本宣科式地教学，以完成各种教学科研任务为目标；学生们则由于缺乏理想和良知的引导，缺乏自由和民主风气的熏陶，只是将追求文凭和各种证书作为自己的学习目的，其人格和精神越来越趋向于功利和实际。“政绩观”主导和渗透于大学所有的管理活动之中，追求利益成为人们普遍性的活动动力。

 

虽然诉诸明升中国当代大学史，可知大学校长并非这种现象形成的主要原因，但这种现象却是客观存在的，在这样的大学中，出现权力腐败、学术造假的各种丑闻可以说是不奇怪的，其被社会诟病也是自然而然的。要不，何来令人深思的“钱学森之问”呢？

 

纵观世界大学史，早期的大学被称为学生的大学和教师的大学，后来虽然大学在领导体制和管理方式上不断演进，但其教师和学生为主体的精神实质并没有改变，大学中的各种机构为教师和学生服务的宗旨也没有改变。一个显而易见的道理是，学生和教师没有地位的大学，并不能算是真正的大学，只是一个类似于商店的出售知识的学店。在这样的学店中，商家（大学）只对自己出售的知识负责，而无须对顾客（学生）的精神或其他方面负责。顾客（学生）只关心商品（知识）的品质，不会也没必要对学店（大学）负责（这或许正是曾经是人大学生的张磊捐款给耶鲁大学、而没有给国内母校的原因），他们在精神上成为旁观者则理所当然。同时，学店不是“知识者们的共同体”，教师也无须为学店（大学）负责，因为他们在本质上只是一个被雇佣者。这样，教师和学生都对大学没有责任，对其丑闻也不会有切肤之痛，有的只是旁观者的“看客”心态。这样的大学是无力承担促进国家文明和进步的责任的，也是无法培养出“创新型人才”的。所以，从校长的大学转化为教师和学生的大学是我国大学真正进步的需要。只有这样，大学才可能像大学，才会有大学的气象和形态，才会有大学的力量和作用，才会有大学的价值和意义，才会真正地推动社会的进步。

 

毫无疑义，从校长的大学转化成教师和学生的大学，将既是一场思想和观念的革命，也是一场体制和文化的革命，这不但需要大学决策者们有超常的胆识和智慧，还要有“反求诸己”的批判精神，有克制自己私欲的信念和境界。因为在一种大学结构已经长期存在的情况下，对其改造不仅是要对其原有文化、思想、观念进行清理，而且是要建设一种新的制度和文化，并且要对既有的利益格局进行调整，其面临的阻力是很大的，需要决策者们能够高瞻远瞩、披荆斩棘、拨乱反正，在法律和制度的层面上为明升中国的现代大学奠定法律和制度基础，为明升中国大学的进步提供精神和道德方面的支持和激励。对此，法学家乔新生的论断堪为真知灼见：假如明升中国教育机构真正实行民主决策，在教育资源配置方面集思广益，并且允许更多的投资者进入教育领域，通过良性竞争，实行多元化的教育。那么，明升中国的教育领域一定会出现欣欣向荣的繁荣局面。

 

（作者为江苏大学教授）

 

《app时报》 (2010-3-19 A3 周末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