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若玲 厦门大学考试研究中心教授
备受关注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征求意见稿2月28日发布，并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两会还未开幕，教育改革就成了代表委员们关注的热点。在笔者看来，招生环节应是未来教育改革的重中之重。在当下有关高考改革的诸多话题中，自主招生无疑是个热点。其之所以被热议，是因为存在诸多的公平问题。热议所折射出来的，是自主招生在权力与公平之间的博弈。
自主招生是近年来为扩大高校招生自主权、促进素质教育而推出的高考改革的重要举措。自2003年试点以来，随着教育主管部门对自主招生的逐年松绑放权，改革的空间逐步扩大，思路逐渐开阔，措施不断推陈出新，为传统“大一统”的高考注入了活力，在选拔优秀人才、鼓励自主办学、更新教育思想、推动教学改革、引导素质教育等方面确实发挥了一定作用，对于健全创新人才的选拔机制有重要意义，令人欣喜。但毋庸讳言，改革中的公平问题也较为突出。
与统一高考招生方式相比，自主招生最大的突破在于自主权的扩大，高校从高考分数线的“地盘”上获得了一小块“自留地”，可以部分地“自主经营”，根据自己的需要或喜好挑选适合的生源，同时也使高校招生的途径更加多元。尽管目前的自主招生还处于“带着镣铐跳舞”的状态，但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高考分数线”这一“紧箍咒”。然而，招生自主权的获得是付出了代价的。我国高校在几十年的办学中始终难以走出“一放就乱，一统就死”的怪圈，自主招生也不例外。随着自主招生权的扩大，各种腐败现象如金钱侵扰、权力介入等，纷纷在“自主”的环境中找到了“生存空间”；自主招生名额投放的地域与学校差异，造成地域、城乡和学校之间的机会不公平；自主招生选拔注重对考生“琴棋书画”、实验动手、口头表达等技艺与能力的考核，而民众认为“才艺”是“由钱堆出来的”，加上要求考生到高校参加测试，大大增加了考生尤其是边远、落后和农村地区考生的考试支出，使贫寒子弟由于物质准备的不足而处于竞争劣势，甚至可能被剥夺参与竞争的机会。
对此，民众忧心忡忡。在2009年11月《明升中国青年报》对2117名公众所作的关于自主招生的在线调查中，66.7%的人认为“钱权交易不可避免”，56.78%的人认为“自主招生过程不够透明”，48.8%的人认为“对教育资源缺乏地区学生更不公平”，69.7%的人认为自主招生首先要保证公平公正，提高公信力。同期针对北大自主招生“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环节的网络调查也显示，七成网友认为“实名推荐制对多数人不公平”，也有人担忧农村和西部贫困地区的孩子会“永远被排除在推荐制之外”。这些调查还只是针对能上网的民众。最近的统计显示，在我国8亿农民中，上网者的比例只有0.2%，且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若将调查向农民群体这一“沉默的大多数”铺开，质疑自主招生公平性的人数比例只会更高。
无独有偶。我国台湾地区进行的旨在扩大高校招生自主权的“多元入学”改革也有类似的遭遇。2002年，台湾以“大学多元入学新方案”取代了传统的大学联考。“新方案”中的“甄选”类，包括推荐甄选和申请入学两途。“甄选入学”在打破“一考定终身”弊端、强调选才标准多元化的同时，也给了高校相当大的招生自主权，并使考生有展示自己才能的机会。然而，这一改革的公平性却备受质疑。有人认为多元入学的“关说特权”之盛到了“骇人听闻”的程度。“多元入学”还被讽为“多钱入学”。次年的民调显示，七成家长赞成恢复以往的联考制度。
显然，以牺牲公平为代价的高校自主招生权的获得，其利弊得失还需仔细斟酌。从招生理念上看，自主招生改革主要想与刚性、单一的统考招生传统渠道相抗衡，尽量给予高校更多的招生自主权，并使招生渠道渐趋多元，出发点之良善毋庸置疑。但由于传统的惯性作用以及统考的明显优势，以个性和特色为旨归的自主招生遭遇了不小的阻力。上面的民调结果便是力证。
可见，在高校自主招生的改革进程中，权力与公平之间难免有一场“生死较量”。前者尊“app、自治”为圭臬，为高校所力求；后者奉“合情、合理”为法宝，以民众为拥趸。高校的自主招生权力实为一把利弊皆锋的“双刃剑”，用得好，则可以力促高考改革的app化进程；用不好，则可能助长高考改革的腐败与不公。自主招生的权力与公平本非水火不容，但由于缺乏配套措施的保障与透明机制的监督，二者常常处于“非合作博弈”状态。如何兴利除弊，完善改革的配套措施与透明机制，使自主招生的权力与公平变成“合作博弈”的关系，得到互利双赢的结果，是改革的当务之急。目前，以弱化公平为代价的自主招生权力的强化，为民众所深忧。因为在权力与公平之间，民众永远会选择后者。而尊重民意是任何一项改革的前提与基石。
《app时报》 (2010-3-4 A1 明升要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