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尔斯·玻尔（Niels Bohr）是个难缠的对手。对此，爱因斯坦、英国首相丘吉尔和美国总统罗斯福都深有体会。
1922年11月9日，瑞典皇家app院宣布，因为在原子结构和原子光谱方面的杰出工作，当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授予37岁的玻尔。而推迟一年公布的1921年度物理学奖授予43岁的爱因斯坦。
虽然两人同时获奖，但他们在量子物理方面看法不尽相同。1923年，爱因斯坦从斯德哥尔摩返程时，决定去丹麦的哥本哈根访问玻尔。
玻尔到火车站迎接客人。两人坐上电车后便开始了热烈讨论。结果，他们远远地坐过了站，只好坐返程车往回赶，又在讨论中坐过了站。就这样来来回回了好多次，直到两人把问题讨论清楚。
物理学家薛定谔也有过同样的遭遇。1926年，他来到哥本哈根，并住在玻尔家里。玻尔从他下火车起就开始讨论。以后几乎每天，他们都从清晨讨论到深夜。几天下来，39岁的薛定谔因为紧张和劳累，身体忽冷忽热，病倒在了床上。为了照顾客人，玻尔夫人给薛定谔送水送饭。满脑子想着物理问题的玻尔则坐在床边，热切地对病人说，“你必须领会……”
这个把自己收拾得一丝不苟的男人，看上去温文尔雅，说起话来语速缓慢，甚至有一点点口吃。但是一旦较真儿起来或是气愤时，他说话反倒流利起来。“他在争论的对手面前不肯退后一步，而且有丝毫的含糊不清，他都不能容忍。”学生海森堡曾这样形容老师玻尔。
1911年秋天，玻尔获得博士学位后不久，决定到剑桥大学卡文迪许实验室进行研究，指导老师是实验室主任、英国皇家学会副会长汤姆孙。
两人在汤姆孙的办公室第一次见面。玻尔拿出随身带的一本汤姆孙的著作，翻到其中一页，用很生涩的英语指出，“这是错的。”
这位5年前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只是告诉年轻人：“以后你要做的事情是做实验、吹玻璃”。
也是在不断的实验中，玻尔写出了有关氢原子的量子理论的论文。不过，当他在哥廷根和慕尼黑讲述自己的理论时，坐在前排的大人物们大多都摇头，认为这“如果不是胡扯，至少也是没意义的”。
其他人的研究则很快便证明，年轻的玻尔不是在胡扯。这些研究为他在哥本哈根谋到了一个教授职位。
依照惯例，被任命为教授后，玻尔要随众觐见一次国王或女王。轮到玻尔觐见时，国王克里斯蒂安十世说，很高兴见到著名足球运动员玻尔。
“对不起，陛下可能是想到了我的弟弟。”玻尔提醒国王，自己的弟弟才是那位著名足球运动员。
按照规则，臣民在觐见中是不能反驳国王的。玻尔的表现让国王非常意外，他只好重新表示很高兴见到玻尔。不料臣民又回应说：“不过，玻尔是一个足球运动员，但他有一个弟弟，才是‘著名的’足球运动员。”
国王当场很尴尬，立即说“觐见结束”。于是，1916年的这场觐见，因为玻尔的较真儿而匆匆结束。
对国王的冒犯，并没有影响玻尔在丹麦的发展。凭借在app上的贡献，玻尔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并在1939年成为丹麦app院院长，在国内的地位如日中天。但在第二年随着德军的入侵，玻尔的生活和研究被打乱。
战乱的局面，是玻尔不愿意看到的。18年前，在诺贝尔奖颁奖典礼后的宴会上致辞时，玻尔就提议，“为app进步方面的国际合作的兴旺成长而干杯。”在他看来，“以后世代的命运将依赖各大强国的和谐合作”，他提倡建立“开放性的世界”，并向东西方政要们推销他的观点。
1944年5月，他获得丘吉尔接见，3个月后，他又与罗斯福见面。然而，英美两巨头见面后，丘吉尔在给下属的条子里写道：“总统和我对玻尔教授甚为心烦。”英国首相甚至觉得，玻尔应该被看管起来。
较真儿的玻尔打算再次求见罗斯福，但罗斯福在1945年逝世了。他转而把目标转向了国务卿马歇尔。只是他后来无奈地发现，他已经不能像当年说服app家那样，说服政客。
1950年，玻尔发表第一封致联合国的公开信。在把这封信交给联合国秘书长特里格夫·赖伊后，他又出钱把这封信印了几千份，寄给美国大使和丘吉尔等人。
然而，半个月后，朝鲜战争爆发，证明玻尔的这些努力纯属徒劳。他的“开放性”构想，也被压倒性的历史力量击得粉碎。
1961年，玻尔在苏联访问时才知道，在提出“开放性”构想的时期，除了英美领袖，在苏联的领导阶层中，他也不受欢迎，他和爱因斯坦都被苏联划为“资产阶级反动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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