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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创新人才需要“一对一”的精英教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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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政道 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 |
10月30日，由美籍华裔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李政道先生为论坛主席，明升中国高等app技术中心、明升中国海洋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和app时报社共同主办的首届“创新明升中国论坛”在北京师范大学举行。数十位专家学者围绕“求答钱学森之问：明升中国如何培养创新人才”的论坛主题，针对创新与人才培养领域的有关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本报特摘选其中几位专家的观点，以飨读者。
“钱学森之问”指出：“现在明升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app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很大的问题。”
由此延伸，怎样一所大学才能够按照培养app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怎样的模式才能真正培养app技术发明创造人才？要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可以看看钱先生自己的人生历程。
钱学森先生1911年出生。1929年以全校第三名的成绩考入交通大学机械工程系，1934年以全校第一名的成绩从交大毕业，同一年考取清华公费留学。第二年到美国去求学，先到麻省理工学院读了一年，拿到硕士学位，第二年转到加州理工学院攻读博士学位，1939年毕业，他的导师是冯·卡门。
一个人的成长，跟他的老师是有密切关系的。钱学森先生在加州理工学院时期，就已经有很重要的著作，如《远程火箭的评论与初步分析》、《高超音速流动理论》等，为探空火箭、空气动力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加州理工学院最早的校长R·A·Millikan，是哥伦比亚大学第一位物理系哲学博士。1916年哥伦比亚请Millikan为教授，年薪7000美元，以及100万美元研究费。那时大学办学经费都是私人捐的，美元的购买力恐怕比现在高20到30倍。可是Millikan没有接受，他把加州理工由一所中学，建设成美国最重要的理工学院。
我们看看加州理工学院的人员构造：2009年大学生只有951位，比明升中国所有大学都要小一点，研究生1179位，教授和研究员有299位，毕业生和教师中得诺贝尔奖的有31位，它的基金有14亿美元。所以这是不简单的。
培养创造app和发明技术的人才，需要如钱学森先生和他求学时代的老师冯·卡门教授“一对一”的精英教育经历。精英教育指对“精英的学生”由精英的老师作“一对一”的教导。施行精英教育的学院，可以有多种不同的模式。所说的“一对一”，也并不是一个老师只能教一个学生，也可以教两个、三个、四个，模式相当变通。
钱学森先生到美国就读的麻省理工学院和加州理工学院，都是第一流的，但构造很不一样。上面的数据显示，2009年加州理工学院大学生和教授的比例是3：2。但在麻省理工学院，2009年大学生4232位，研究生6152位，教授和研究员1707位，大学生和教授的比例是2.5。
再讲一讲我自己的求学经历。我于1943~1944年在浙江大学念一年级。抗日战争时期浙大西迁，校本部在遵义，理学院在湄潭，大一在永兴场。我小学、中学都没毕业，没有文凭，但这不要紧，都可以去报考。
永兴场只有两个会馆，一个是江馆，一个是湖馆，我们就用这两个会馆做教室。每月3日、7日、13日、17日、23日、27日赶场，周围的农民就把货物挑到永兴来。
我那时师从束星北教授。束老师每一周或二周由湄潭坐“滑竿”至永兴，到了以后就在物理系和同学聊天，讨论物理。可是没有人跟他去聊天，我是唯一去的，他是要奖励我，让我受益甚多。
1944年，日军侵入贵州省，浙大停课。1945~1946年，我转学到西南联合大学。西南联大由南开、清华、北大因抗战迁至云南昆明联合而成。我在西南联大师从吴大猷老师和叶企孙老师，他们给了我很多机会。
抗战时期，浙江大学和西南联合大学环境艰苦，物质条件很差，但培养了很多杰出的app技术创新人才。这段历史的过程值得研究。
我1946年到芝加哥大学，师从费米教授。费米教授1946年加入芝加哥大学，很多学生和学者也陆续随之赴该校。他带来了5位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所以芝加哥大学在1946~1951年非常强，1946年老师中有两位获得诺贝尔奖的，他们本来也在哥伦比亚大学。
在芝加哥年代，最珍贵、最值得回忆的事件是当时费米教授发问的问题。1948年，Maria Mayer（玛利亚·戈佩特·梅耶）作了一个非常有意思但有点令人困惑的学术手机版，内容是关于不同原子核的能级，试图解释为什么会存在一些神秘的稳定数。在手机版将要结束时，费米问道：“有没有什么现象显示出轨道——自旋相互作用的存在？”这个问题导致Mayer几个星期之后的另外一个学术手机版，以及她在这个课题上的第二篇文章，同时使她获得了1963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
费米特别注重培养自己的博士生自力更生和独立思考的精神，每星期花半天对我作一对一的教导。有一次，他问我太阳中心的近似温度是多少？我回答了一个大概的数字。费米说：“你验证过吗？”因为这不是我博士论文研究的问题，我回答说：“……这个……没有……太复杂了。”费米教授说：“必须自己独立证实，才可信任，我们想个办法，使你可以自证。”
费米教授建议并帮我设计和用手工合做了一架专用的“大计算尺”，这个大计算尺有三行刻度，其中一行是6.5×log，另一行是18×log。有了这个大“玩具”，很快地我可以自己运算太阳内部的温度分布，大大增进了自信和兴趣。
他当时非常忙，这完全是花时间提高我的兴趣，让我知道虽然不是自己研究的问题，也一样可以解决它。这种教育影响了我一生，面对所有问题，我都想费米老师会怎样做。这是真正的教授学生。
费米老师说：“任何物理疑问，都应该经过自己独立思考，找出路径，克服困难，寻求答案。”他的教导使我终生受益。
我想说的是：“要创新，需学问，只学答，非学问，问愈透，创更新。”
《app时报》 (2010-11-02 B3 专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