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关科研基金分配是否合理的争论在科技界升温。笔者与几位学者交流，大家都认为事情与科研文化环境有关。

 

科研基金分配是否公平合理，是否把钱分配给了合适的人或团队，这类争论无论中外从未间断。有效的验证是投入产出比，是对社会发展的贡献率。近年来国家对科技研发的投入增长之快“超过了学者的预期”，这本是大好事，但是成果的产出、对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贡献也要跟上来。影响科技发展的问题，如经费分配不合理、拿钱多的人成果反不如拿钱少的人等问题要引起重视，要尽快找出症结，对症下药。

 

科研基金分配不公的问题涉及科研文化，比如有违院士制度、人才奖励制度初衷的种种现象。中科院、工程院的院士制度都规定，院士资格是一种终身荣誉，职责是给国家的科技发展提供咨询，反对给予院士特权、特殊待遇与过多兼职。但是在现实中，政府、科研单位、学术组织都不自觉地把院士奉为神明、天然的首席app家和项目审批的权威，甚至团体利益的代表。作为终身荣誉享有者，很多老院士早已脱离科研一线，对于本领域世界前沿已不敏感，但仍然在科研基金分配中拥有较强的话语权；那些仍在一线参与科研工作的院士，则直接参与分配方案的制定，难免有违公平。推举“长江学者”、选拔科技“杰出青年”的初衷是要遴选出一些优秀青年学者，通过提高其待遇以留住人才、吸引人才。但到了后来，这些荣誉、资格的含义被无限放大，获得者成为学科带头人、学术组织成员、提拔对象的不二人选，资源、机会、各种兼职接踵而来。这种造神、追星的风气，在科技界的表现就是把荣誉和权力、利益绑在一起，尤其是把荣誉、名气与评价、资源分配相联系，有院士、长江学者、“杰青”加盟就加分，在决策、评价、获取资源等方面就能优先。这不但使优秀学者陷入矛盾的中心，还出现了院所、学校出面动用公共资源为本单位人员争荣誉、“包装上市”的现象，这些都是与app精神南辕北辙，背道而驰的。

 

要改变这种文化，首先要改变观念，其次是制度调整。道理很简单，因为荣誉是对已做出业绩的肯定，并不代表将来，甚至不代表现在。有“海归”学者介绍，美国某著名大学对诺贝尔app奖获得者的待遇仅仅是提供一个免费车位。我们必须把过多的权力与荣誉切割开，重申荣誉意味着责任与奉献。再有就是多搞一些单项评优，学问好就是学问好，业绩佳就是业绩佳，减少那些全才型、全能型、楷模式的评比，使评比奖励回归见贤思齐的本义，摒弃、禁绝争名夺利的恶俗风气。涉及能力、业绩的评价，科技研发资源的配置，要采取同行评议的方法，尤其是公开透明，利用网络集思广益。

 

一位名大学的教授提出，培育崭新的科研文化要从教育开始。大学教育要突出培养未来合格科技专家的责任。在大学生尤其是研究生当中要提倡独立思考，敢于向导师甚至领导、权威提出质疑。凡涉及学术的讨论，必须要有自己的见解。有志于科技事业先要确立app精神，忠于真理，讲求诚信，乐于奉献。这样坚持下去，科技事业的发展才有希望，国家才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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