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是《人民日报》刊发《南方科大，高教改革的“鲶鱼”？》，我这个深圳人还不知道南方科大至今没拿到“准生证”。因为就在国庆节前，深圳本地媒体报道过南科大的校园建设已动工，筹建工作已获教育部同意。当时那个兴高采烈劲，让很多关心、支持南科大的人都动容。可现在看来，还是高兴早了点。
不过，网络标题党有意思，将这篇报道的标题改为“”。两相比较，原标题更切意，网络标题更惊耸，只是逻辑关联太牵强，既然筹办3年都没得到批复，又何谈高教改革受到期待？反讽意味十足。
但别怪网络反讽，也别怪深圳人高兴太早。一所备受瞩目的大学筹办3年还拿不到“准生证”，究竟卡在哪儿？而《人民日报》的这篇报道语焉不详，大致是根据规定，高等学校的设置必须从大专开始，然后是学院、大学，要按部就班地发展，然后再申请博士点，十年、二十年才能成为研究型大学。也就是说，南科大的目标定位从一开始就突破了“规定”，让教育部感到为难了。
可创办南科大，把南科大办成深圳版的香港科大，分明是得到了教育部在口头上的大力支持。香港科大可谓大学史上的“传奇”，这所1991年由香港斥资近20亿美元打造的理工科研究型大学，仅仅十几年，就已经在世界大学排名榜上跻身百强，一些专业甚至处于世界一流。这所学校崛起的最重要因素，一是办学理念国际化，半数以上师资来自海外；二是采取了“教授治校”的办学方式。
朱清时校长之所以选择在深圳开始人生第二春，除看重深圳的雄厚财力外，更看重了这座城市敢闯敢试的气质，看重了中央对深圳一以贯之的政策支持。可如今，一所以“去行政化”为醒目标签的大学频遭“行政化”烦恼，既在意料之外，也在意料之中。出乎公众意料的是，你可以设想到各种阻力，但想不到阻力会来得这么快；而意料之中的在于，“去行政化”要得到行政认可，本身就是一个悖论。
今年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鼓励高校改革，扩大学校办学自主权。可“自主”到什么程度，却是需要分寸拿捏的。现在南科大遭遇的尴尬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和深圳的关系要“磨合”，甚至要“妥协”，要“习惯”校长用一台电脑也要向深圳市政府报批的惯性；二是要向主管部门公关，想及早拿掉那个“筹”字，必须臣服，必须低调，必须按照行政化逻辑。
用行政化的逻辑“去行政化”，摆明了给朱清时校长出难题。面对这道难题，朱校长有苦说不出，因为毕竟上了船，毕竟还顶着“全球招聘校长”的头衔和光环，中途撂挑子既不符合他的风格也不好向外界交代，只能“皇帝不急太监急”了。有意味的一个细节是，南科大最近一次公开招聘，考题是朱校长亲自命题，第一题是“你认为我国的大学为何难以培养出一流人才”，还有两题涉及“去行政化”。这考题哪是考人才，分明是考社会，考行政主管部门，同时，也通过考题向外界传达出“去行政化”的迫切诉求。
南科大办张“准生证”真这么难吗？用台电脑、维修一下校舍，真有必要三番五次地打手机版申请吗？《人民日报》的报道说，南科大的筹建试验是块“试金石”，是教育改革者与守旧者攻防的标志之一，这话说得到位，把球踢给了行政力量：深圳的政府部门有没有让南科大“自主”的雅量，教育部有没有给南科大“准生证”的意愿，公众在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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