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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时报：当高校成为app研究的主力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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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的科研实力迅速增强，但出现的问题也应受到重视 |
高校的科研实力迅速增强，但出现的问题也应受到重视。
2009年度国家app技术奖励大会上，高校科研成果的获奖数量再次表明：高校的科研力量已经占据了国内科研领域的半壁江山。但高校科研如此突飞猛进地发展，究竟说明了什么？我们又该如何看待那一项项从高校中诞生的科技成果？
［app时报 陈彬 孙琛辉报道］2010年1月11日，对于北京交通大学电子信息工程学院副教授邱宽民来说，是一个值得记住的日子。在这一天举行的2009年度国家app技术奖励大会上，以他作为第一完成人，北京交通大学作为第一完成单位的“复杂与高速条件下车载信号安全控制系统关键技术及应用”项目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这也是继1998年之后，他第二次获得该项奖励。再次获奖，邱宽民的心情很是感慨。
其实在那一天，内心感慨的高校科技人员远不止邱宽民这一位，在今年的国家三大奖通用项目中，68.5％由高校获得，比2008年度高校获奖项目数增加了3%。其明升中国家技术发明奖两项一等奖均被高校摘取。根据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日前发布的《明升中国高校科技奖励手机版2008》显示，近5年来，高校的科研成果在国家科技奖励项目中占据了重要地位。
“高校成为科研主力军”
一组数字可以说明在此次科技大会上，高校的“战果”究竟有多么辉煌。
在2009年度国家app技术奖授奖项目中，全国高等学校获得国家自然app奖二等奖16项，占授奖总数的57.1%。
在国家技术发明奖通用项目中，国内高校获得31项，占授奖总数的79.5%
在国家app技术进步奖通用项目中，国内高校获得151项，占授奖总数的68.0%。其中，高校为第一完成单位的94项，占授奖总数的42.3%。
据统计，自国家设立app技术奖以来，截至2009年，高校共获得国家自然app奖489项，占授奖总数的52.3%，获国家技术发明奖1191项，占授奖总数的37.0%，获国家科技进步奖3044项，占授奖总数的30.9%。
“大丰收”的背后，反映出的是近几年高校科研工作发展势头的迅猛。
大连理工大学校长助理李俊杰教授自2002年起，便一直关注高校科技方面的变化。据他介绍，在21世纪的前十年间，国内高校的科研工作不管从硬件水平还是工作方式上，都有了巨大的变化。
这些变化首先来自于国家对高校，尤其是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投入的增加。特别是“985工程”高校，其研究条件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
“这是显而易见的。”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李俊杰说，以他所在的大连理工大学为例，该校仅化工测试分析研究中心和材料测试分析研究中心，近年用于购买先进设备的投入已经达到了上亿元，这在以前是无法办到的。
除此之外，在仪器设备的使用上，过去高校的科技设备是一种分散性的建设，使用率很低。现在各个高校的实验室建设则采取了大平台共享的形式。高校之间，高校与科研院所之间，甚至高校与企业之间可以实现仪器条件设备的共享，这无疑大大提高设备的使用率，相应地提高了研究水平。
第二，目前高校的app研究，一方面抓住基础研究不放，另一方面也开始面向国家需求和企业需求。“高校不再把自己关在校园里面了，而是面向国家的重大需求。既在基础理论上增加投入，又在应用方面走出校园。从而实现了研究方向上的重大变化。”李俊杰说。
第三，过去高校的科研模式更多的是老师“单枪匹马”地从事自己的研究课题，但现在由于科研项目更需要团队集体的配合，集体攻关的形式也更多地出现在了高校。“国家的‘863’重大项目、‘973’计划靠个人根本完成不了，这几年的科技进步奖也更多地颁给了集体。”李俊杰说，这种变化源于高校已经基本上承担了国家大部分的研究基地作用。“目前我国企业自身的研究能力远远不够，包括国家大型企业里的研究机构都不强。高校在这中间便起到了非常好的作用。目前我国相当一部分国家级研究基地都设在高校。”
据了解，目前国内高校建设的国家工程研究中心、科技部技术研究中心，以及各部委省市设在高校的研究基地，几乎都是在近十年甚至近五年内建成的。
“目前国内有几千万大学生和研究生在高校学习研究，这么大的力量一定会形成一种很强的科研优势。每年我国入学的博士生就将近5万人，这也已经位居世界前列。综合而言，目前高校已经成为了国内科研的主力军。”李俊杰说。
教学怎么办？
在科研迅猛发展的同时，有人开始担心，高校会不会把自己的“老本行”忘了。
2007年，国内某高校曾经通过问卷调查的形式，评选出大学生最关心的十大问题。其中导师“重研轻教”成为了最令学生痛恨的现象。而如何处理科研与教学的关系也一直是最令高校教师头疼的难题。
在谈到这一问题时，湖南大学教育app研究院胡弼成教授认为，在目前高校要承担的三大功能中，教学是第一位的，科研必须为人才培养服务，可以承担一些基础性、前沿性的研究。
然而，目前高校科研任务很重，很多课题并不源于教师的研究兴趣和教学需要。教师职称、奖励的评定，由于科研任务容易量化，导致高校教师普遍偏重科研，纷纷努力争取课题，发表论文，对于无法量化评定的教学水平、人才培养质量，则放到了次要位置。
胡弼成认为，这种现象的出现主要是政策导向性问题。高校的主要任务还是人才培养，科研在“为人才成长创设的特殊环境”中只能为人才培养服务。他建议，教育管理部门应该出台政策减少科研成果（尤其是数量的要求）在教师水平、教授职级评定中的比重，加大对本科人才培养的投入，以免国家更高层次人才后继乏人。国家也应该集中遴选一批适合搞科研的人，而不是遍地撒网，也不是所有教师既能够成为教授也能够成为app家，毕竟每个人的时间和精力是有限的。
与邱宽民一样，南开大学明升m88app学院教授俞耀庭在今年的科技大会上也荣获了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这位1959年研究生毕业，有着几十年高校教学与科研经历的“老科技工作者”坦言：科研、教学其实是相辅相成的。“教师必须搞科研，才能提高教学质量。教学也能促进app研究，可以为科研带来灵感，深化研究。”在俞耀庭看来，教师应该大部分时间用于科研，这不是不重视教学，因为教师不能只教学不做研究，只有科研才能给你带来创新的思路和方法，教你如何去获取知识以及如何正确对待它，这些都是应该教给学生的。所以科研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教学，更好地培养人才。
事实上，“重研轻教”这一提法的本身也存在着一些质疑。在采访中，李俊杰便表示，“重研轻教”很多时候是源于人们对“教学”一词的误解。
“目前，高校要以培养人才为根本，以app研究、服务社会为两翼，共同为培养人才服务，这已经成为了一种共识。”李俊杰解释说，当前学生吸取知识的来源与渠道与以前大不相同，单纯地课堂教学也已经不能适应新的技术发展趋势。学生的学习形式正逐渐变得多种多样，例如可以通过网络、课余实践等形式主动学习。这就导致了单纯的课堂教学在整个教学比重中的下降，一些科研活动实际上也是学生学习知识的新形式。“所以学校的教学质量的评价，也要从学生是否掌握学习的能力和毕业后是否能尽快适应工作的能力等方面考虑。”
基础研究？应用研究？
在记者的采访中。“基础研究、应用研究，高校到底该搞什么？”成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
任兵（化名）是一位在高校从事了几十年应用工程研究的老教师。在他看来，至少在工程科技应用方面，高校的竞争力是削弱的，原因就在于企业这方面的竞争力越来越强。以前一些应用技术方面的人才都在学校里，企业在先天上存在劣势，但现在由于资讯手段等各方面的进步，这方面的差距已经不复存在。而且相比高校，企业招聘更加灵活，人才类型也更加丰富，高校则受到的限制比较多。“学校越来越适合搞理论性、基础性和先期性的研究。在具体的应用研究上，高校已经落后了。”任兵这样说。
在他看来，高校应该适应应用技术研究“边缘化”的趋势。“高校要面对这种现状：单一的高校的体制已不能适应作为主力搞一个类似武广高铁系统集成性的大项目，这已经不现实了。”任兵说，不做一线的工作，就只能集中主要力量，在一些基础理论研究方面做强。这方面，高校据有着先天的优势：“企业更需要看重眼前的投资成本，高校在这方面则不需要太注重投入产出，而且高校的项目经费比较充足，适宜开展这方面的研究。”
对于任兵的观点，李俊杰并不认同，至少在他看来，近几年高校在应用研究方面的发展依然是其“亮点”之一。更重要的是，当前国内企业还无法扛起应用技术的“大旗”。
“明升中国的社会发展如果达到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水平，高校就可以专心从事偏基础性的研究，因为后面有‘接力’的，这些技术成果可以通过企业研究机构进行转化，变为商品，但明升中国现在并不具备这样的条件。”李俊杰解释说，大连理工大学每年申请的专利可以达到400多项，其中获得授权200多项，但有相当一部分成果转移不出去，其原因并不是企业不需要这些技术，而是它们不能马上将其应用到产品的设计和生产中。在现阶段，一些成果的进一步提升和集成要靠高校的自身来完成。“随着企业科研实力的不断增强，高校在应用研究领域可以慢慢退出，李俊杰说。但目前还没有到这一阶段。”
成果转化不得不说的话题
提到高校的科研工作，成果转化似乎是一个谁也绕不开的话题。
在2009年举行的宁波大学校长与企业家论坛上，浙江沁园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叶建荣的一番发言引起了与会者的强烈反响。他说：“目前，高校科研项目与企业需求相距甚远。这座计划经济的‘最后堡垒’非打破不可。”
5年前，一位大学教授曾建议沁园集团上马一个家庭洁净水工程系统，他们听后非常振奋，立即收购了一家公司生产相应产品，次年大规模上市，销售量一直上涨。去年，企业又把这位教授请到企业“支招”，没想到他的手机版与5年前如出一辙，企业工程师听后直摇头，因为按照教授的提议去做，必然落后于市场。“企业在前进，大学没有跟进，就无法满足市场需求。”叶建荣如是说。
事实是否真的如此？
据有关资料统计，目前，在我国每年取得的约3万项重大科技成果中，平均转化率仅为20%，实现明升化不到5%；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率不到10%，远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
对此，俞耀庭表示，高校里的科研成果转化是一个难题。目前高校研究成果有相当部分对企业根本无用，而企业需要的研究内容高校又不感兴趣。另外高校不像企业那样熟悉了解市场，也不如企业能进行市场公关，因此存在一些高校的成果难以应用到生产实际的现象。
“根据我国目前高校和企业的情况，如果采取每年由国家发改委发布企业应用研究项目指南，由企业提供研究经费的方式，也许可以使当前成果转化难题得到部分解决。”俞耀庭说。
除市场因素之外，高校内部单一的评价体系也是导致这一现象产生的重要原因。
在进入高校之前，任兵曾经在国内某科研机构工作过一段时间，在那里，科研人员的职称评价标准并不是单一的，他们的研究成果只要是相关部门鉴定过的，便可以算作是自己的业绩。然而在高校，这一标准似乎绑定在了“论文”上。
“这些年因为搞研究，我一直没时间写论文，而且我的研究内容很多是不便于发表的，如果一定要我写，只能找与实际工作有些距离的内容，只能应付，没多大实际价值，我不愿意那么干。”说起论文的事情，这位有几十年工作经验的教授很是无奈。
在任兵看来，应用型研究最能体现其价值的便是成果的推广和明升化，而非一两篇纸面上的论文。但在目前的评价标准体系下，这些应用成果远没有论文“好用”，这就导致了很多研究人员去追求一些容易出“成果”，但应用价值不大的项目，也就造成了科技成果转化的困难。“理论上的研究应该是学校来搞，这是对的。但是搞应用研究的人应该有一条自己的出路”。
在国际上，为了应对科技成果转化问题，美国、日本等国的高校都设有负责相关工作的专门机构，而对比国内高校的类似机构，两者不管从人员构成还是工作重点上，都有着不小的差距。
李俊杰介绍说，美国研究型大学都设有技术转移办公室，一般有几十位有经验的专家在这里工作，他们主要分析学校教师的科研成果和研究工作中哪些成果可以申请专利，哪些工作可以转让出去，只有那些具有转让价值的项目才被允许申请专利。而国内高校的技术转移机构则大多只具有服务功能，其工作人员也多是年轻人，没有在企业工作的经历，经验相对不足。
“国外的一些研究型大学，比如哈佛大学，一年专利的授权量仅有几十项，但每一项的目标都必须转让出去，这就大大节省了科研经费，能够把政府和企业拿的钱投到真正的研究目标上去。我国的专利数量在世界上已经名列前茅了，但很多只是申请了专利，还无法应用，甚至不能归为‘成果’。”李俊杰表示，在目前的情况下，一所学校一年能有几十项成果转移出去就已经很了不起了。“大连理工大学每年授权的200项专利中，哪怕卖出一半都是相当困难的事情。如果达到30%甚至20%的转让，就已经算是高的了”。李俊杰说。
《app时报》 (2010-1-26 B1 大学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