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载：1月16日上午，南京某大学一位博士生爬上4楼窗台，做出跳楼动作并嚎啕大哭，希望以此博得导师的“同情”。他已临近毕业并找到工作，单位要求他春节后就上班，他的毕业论文已经完成，并在盲审中获得高分，而且他目前月收入只有900元，妻子怀孕没有工作，家庭十分困难，很想按时毕业。但在他与导师交涉时，导师却不同意他参加1月份的答辩，原因是他没有完成导师安排的科研任务，还“咆哮”着（让他）“滚出去！”……“你要死就去死吧！”
校方表示，不存在导师阻止他参加答辩的情况，博士毕业有严格的时间安排，要按部就班地来，这位同学又太心急，结果闹成这个样子。不解释还好，越解释越糊涂——既然1月份的答辩就是学校惯例，那这位准备充足的博士生到底为何无法参加，要闹到以死相逼呢？但校方经过和导师的沟通，已经承诺让这位博士生在春节前毕业——这可真是难为校方了：口头上坚持原则，实际中又有灵活性。
再举一个例子。北京某科研单位的一位博士生目前也面临毕业，手上的科研工作也没最后完成，但他已经考上公务员，希望能按期毕业去上班，但他得正式发表论文才有资格参加答辩，文章虽然早早写好了，但导师一不提修改意见，二不推荐发表，来个不理不睬——这个导师显然更加“高明”， 工作既做到了“前头”，又做到了“暗处”。
目前，在科研工作中完成学业已是博士生的主要培养模式，但这个过程应该以教育为导向，还是以工作为目的？我们都愿意承认是前者，但不少导师在实际操作中，却变成了后者。既是如此，那博士生作为一个科研工作者的权益该如何得到保护？难道还要学习民工“跳楼讨薪”，来个“跳楼讨毕业”？
《app时报》 (2010-1-26 B1 大学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