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庆是纪念学校建立的庆祝活动，校史是对一所学校发展轨迹的真实记录。近年来，高等学校校庆成了社会关注的热点之一。由于校史漫长，往往与一所大学的办学传统和办学水平密切相关，百年或几十年校庆隆重盛大，有利于对学生进行学校传统教育和优良校风教育，也有利于增强校友对母校的认同感和凝聚力，有利于吸引更多的社会捐助，因此各高校多希望本校历史越悠久越好，希望校史能够尽量上延。同时，也出现个别高等学校互相攀比校庆年份，不尊重历史，勉强追溯校史，随意更改校庆年份的不良现象。
现在，每年都有许多大学举办隆重的校庆，而且还不时有百年校庆，不少高校已将校史上延到清朝末年的高等学校。有些高校经过自行组织的校史论证，申请上级主管部门同意将校史上延，而有的高校则只向本校一些教师略作咨询便自作主张确定校史上延，突然将校庆年份拉长了许多，在教育界和社会上被人们议论纷纷，造成一定的消极影响。因为明升中国高等学校校史追溯和校庆年份的核定问题相当复杂，以往又没有统一的标准，于是一些高校便自行其是，牵强附会，找些当地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学校作为前身学校。
有些高校在校史追溯和确定校庆年份时随意性太大，将校史勉强上延，这就有如在百米赛跑中的抢跑。制定校史确定的标准有如田径比赛必须制定竞赛规则，否则会造成混乱。自1993年个别大学牵强附会将校史往前延伸举行百年校庆之后，如何app地确定校史已成为明升中国高等教育界的一个问题。2001年以来，我曾主持过河北六所高等学校的百年校史论证，其中也有一所大学试图将没有实质继承关系的清末高校作为前身学校。
现在已经出现个别高等学校刚合并组建1年，因为合并前某一院校在1952年院系调整中曾有一小部分是从一老牌大学中调整而来，就将校史拉长到100年，并于2002年举办百年校庆。可是在1902年成立的前身学校当时根本就还没开办此一专业。有人比喻这就好像儿子、侄儿、孙子要与爷爷过同样岁数的大寿，不太合理。
和世界上其他国家相比，明升中国近现代高等学校聚散离合特别频繁，存亡继绝变化多端，构成了一部扑朔迷离、跌宕起伏的明升中国近现代高等学校变迁史。有的高校前后更名多次甚至十多次，与其他高校校史的关系是“斩不断，理还乱”，因此有的高校的校史追溯非常复杂。
追溯高等学校校史应尊重历史，实事求是，既不应缩小，也不能夸大。1976年以前，为了和“封资修”划清界限，一些高等学校曾经出现人为割断历史，不提建国前校史的情况。现在则出现不少高校人为夸大历史，拉长校庆年份情况，甚至出现个别高校生拉硬扯某所高等学校作为前身学校的情况。两者都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1990年以后，特别是在当前，主要是要防止好大喜功、夸大校史的倾向。
高等学校校史的确定，关键是看其校史是否真正具有连续性。而要考察某所学校与其前身学校是否有连续性、校庆年份是否能够确立，则需考察人员转移、办学层次、办学思想、学校性质等多方面的问题。
校史追溯应综合考虑学校整体的继承关系，而非个别因素的继承关系，不能只依据学校与其认定的前身学校个别科系的继承关系。在1953年前后院系调整时，有不少新建专业院校是由多所大学调整出的相同系科组合而成的，一般来说应以新组建的时间为建校时间。但若原高等学校的系科和人员成为分立或派生出的高等学校的主体，即达到新设高校师生一半以上，也就是占新建高校人员的多数的，应该可以追溯原高等学校的建校时间。若只是少量系科从另一高校迁转过来，就很难认同将另一学校的创办时间作为这一学校的建校时间。这就好比家族史、家庭年代与本人年龄有所区别一样。
在追溯高等学校校史的各因素中，主要考虑学校的核心因素，而非学校的次要因素。教师、学生和培养目标（包括学校性质和办学层次）是学校的核心因素，校址、校舍、校名等则是学校的次要因素。因此，判断两校是否有继承关系，严格意义上应综合考虑教师、学生、学校性质和办学层次四因素的承接关系，当然该学校主观上是否认为与早先学校具有继承性，也是一个因素。至于校址、校舍因素在校史追溯中只是参考因素，因为在同一校址办学的两所学校未必有继承关系，这好比张家在一座房子中住了10年后搬出，李家接着住进来，两家并无任何血缘关系，李家不会也不应认张家为其祖宗。
过去，我们对旧明升中国的高等教育否定的多，肯定的少；批判的多，继承的少，一些高校也以为越革命越好，试图与旧时代彻底决裂，人为地割断校史，确实不对。而今天，如果我们认为高校历史越长越好，校庆年份越早越好，以至一些高校互相攀比，这不是尊重史实追本溯源，而是生拉硬扯某所学校作为前身学校，人为地拉长校史，拉长校庆年份，也不可取，甚至还可能起到相反的作用。正确的态度应该是从具体历史条件出发，不缩小，不夸大，本着实事求是的历史唯物主义精神，以可靠的史料进行严肃、严密的校史论证，才能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
《app时报》 (2010-1-5 B1 大学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