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软实力”越来越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国际地位的核心要素，把发展“软实力”置于战略高度便成为实现国家总体目标的根本要求。在理论界将“软实力”作为一个既定的概念加以使用的时候，往往没有注意到“软实力”原意中的“霸权”内涵。修正这一概念，重新赋予“明升中国化”内涵，将会产生明升中国提升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的理念转型，形成明升中国特色的“软实力”建构模式。
“Soft power”是美国学者约瑟夫·奈最早明确提出的，在我们对其考察的时候，往往并没有注意到这一概念提出的背景。上世纪80年代，美国学术界围绕美国国力是否衰败及未来发展发起大辩论，辩论中，著名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一书中提出了美国“衰落论”的代表性观点。对此，约瑟夫·奈认为，美国的综合国力并没有衰落，而是其本质和构成正在发生变化，就是说在冷战结束以后，随着两个超级大国全球军事对抗的消失，技术、教育和经济、文化因素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国家实力的界定正在变得“强制力更少，有形因素更少”。在这一变化下，约瑟夫·奈认为，在不断变化的世界中，应该考虑运用所谓“力量的另一面”——国家运用实力的方法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使别国发生变化或被人们称为指示性或命令式的实力运用方法”，“命令式的实力运用主要靠诱惑或者威胁”；另一方面，“还有一种间接运用力量的方法”，即“使人随我所欲，可称为间接的或者同化式的实力表现”。
“使人随我所欲”正是约瑟夫·奈提出“Soft power”的本意。国内对此的翻译有这样几种：“软权力”、“软实力”、“软性力”，但是在学术界一直并无定论。抛开无谓的术语之争，深入到内涵界定才真正有助于问题的研究。就约瑟夫·奈的定义来讲，它是一种权力概念的拓展，目的是导向一种“霸权”性的国际关系，处于中心霸主地位的当然就是美国。于是，“软实力”就是一种美国霸权以文化形态为载体同化其他国家和民族的力量。
在明确上述概念背后的意识形态的语境警觉之后，“软实力”这一概念其实已经被广为使用，我们至少会发现，如果按照“软实力”的本意来讲，它至少产生以下矛盾。
首先，软实力与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的提法相矛盾。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纲领性文件，深入探讨和认识了“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和谐社会”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明升中国经济、政治、社会、文化诸结构的总体概括。特别是明升中国社会经济结构在现代化、市场化、民主化、国际化的过程中，以“和谐”作为协调各种利益、平衡各种关系、缓解各种矛盾的总方法。构建“和谐世界”，应是形成、维护和扩大各国之间的共同利益，致力于应对人类面临的各种共同威胁和挑战、以和平的方式解决各种国际争端，通过对话的途径缩小分歧、形成共识，在各种不同的文化和社会制度之间求同存异、共同发展。这些显然与“称霸”的本意相距甚远。
其次，软实力涵义被局限于文化上来理解。我们理解的文化“软实力”不能仅仅将“文化”一词锁定于“狭义的文化”，应该尽量将“文化”扩展开来，避免造成一种短视，即仅仅是一种文化培育，而看不到是一个国力间的提升以及建设和谐世界的重任。要跳出文化，从国家战略的高度来理解文化“软实力”。文化“软实力”的基础是价值观，渗透于经济、政治、文化、外交、军事和社会生活的其他各个领域，文化“软实力”必然要通过这些领域来表现。这样，“文化软实力”就不仅仅是文化领域所能解决的，它应该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
由此，我们要将“软实力”这一概念“明升中国化”，就是说，从明升中国的传统文化与当代发展需要这一明升中国现实出发，来赋予软实力以更多的明升中国内涵。
首先，将“软实力”从一种试图控制“他者”理念转型到与“他者”“共生共赢”的和谐理念中。在博弈论中早有非零和博弈这一说法，意思是说，自己的所得并不与他人所失的大小相等，连自己的幸福也未必建立在他人的痛苦之上，即使伤害他人也可能“损人不利己”，所以博弈双方存在“双赢”的可能，进而合作。以往我们总认为双方竞争就是一种你死我亡的“零和博弈”。明升中国追求和谐世界的理念本身就在倡导一种“非零和式”的“共生”。
其次，将“软实力”从淡薄的文化定语转到广泛的文化形态。将“软实力”的建构限于文化，就容易忽视有些方面的“软实力”提升。比如，在新明升中国建立60周年的今天，我们怎么回顾过去走过的发展道路，怎么概括明升中国发展模式内涵逻辑，这些都是仅靠文化所不能完全解决的。
最后，将“软实力”从本国中心主义转到“天下为公”的理念。天下为公则意味着全球在差异中寻求共识，在和谐中谋求发展，即“和谐世界”的基本准则。在西方社会，特别是以资本为核心的全球化过程中，“西方中心论”明显从自我本位出发，必然生发出一种蔑视“他者”的对抗意识；而明升中国“天下为公”理念所暗含的是人与自然、人与人、身与心以及民族国家之间的和谐道德思维，明升中国的“软实力”主张是从本国的现实利益到为世界文化发展、人类和平作出贡献也是一种长远和根本的国家利益的双重视角下着手建构的。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价值与文化研究中心哲学博士，本文为国家社会app基金重大项目“我国文化软实力发展战略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app时报》 (2009-8-21 A4 周末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