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界又曝出抄袭丑闻。这一回的主角是武汉理工大学校长及其博士生，特点是“明目张胆”。明目张胆到了什么程度？用被抄袭者——地球另一端的智利app家罗伯特·卡迪纳斯的话说，“这篇是我们的论文的删节版”。这也意味着，这一回把脸还实实在在地丢到了国外。
学术抄袭在今天早有算不上手机版的意味了，太多了，哪个高校或学术机构而已，哪个级别的当事人而已。还算得上手机版的，是事发之后当事人对这种丑陋行为的态度或曰认识。不过，综合起来看，也没多少新鲜的，基本上异曲同工。其中一个很明显的特点就是，很少有抄袭者痛快地坦承自己的行为不当进而自责，大抵都要狡辩、抵赖一番；并且，在顾左右而言他的同时，往往还要归结为属于内部之间的矛盾斗争、相互倾轧。拣近前的例子说，西南交大副校长论文抄袭被该校学术委员会认定“事实成立，性质较为严重”之后，当事人仍然辩解自己只是“引用”——类似孔乙己的“窃书”不能算“偷”吧，且认为自己因为竞争校长人选交恶了一批人。武汉这位博士生也说了，他们的抄袭败露已经过去好久了，现在是被“别有用心的人”拿出来“恶毒炒作”。即便是他们说的这样，我们想问的是：究竟抄袭本身是不是属于栽赃陷害呢?
抄袭者败露之后的另外一个显著特点是，如果是师徒组合联手完成的，为师的往往要把自己的责任推得干干净净，努力试图给人无辜的感觉；为徒的则也挺身而出，甘愿把一切大包大揽。也就是说，有身份或者身份显赫的那个还是想到了颜面，没身份的另一个只有不要脸了。这里大约还不能用“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来比拟，实在是因为没身份的那个没有选择的余地。过关了，“成绩”是咱俩的；不幸露馅了，只有你兜着了，你必须兜着！这不，此一番的校长先生明明携此论文刚刚在学术大会上作了演讲，败露之后，转眼便声称“论文曾由本校另外两位教授把关”，毫无愧疚意识。这或许可以从侧面印证，我国的学术腐败对一些“业内”人士而言是多么不算事情的事情。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光是被证实学术抄袭的大学校长、副校长就有好几个了，有响当当的名牌大学的，有二三流队列中的。他们分属于何方神圣，媒体都已经点名曝光，无需在此再次一一罗列示众。学界之外也许无甚震动，他们被牢牢地钉在了学术的耻辱柱上是确凿无疑的。现在，因为这位武汉理工大学校长还是明升中国app院2009年的院士候选人，在学术不端问题上同样不能幸免，我们就不禁要问：学术不端的“上限”究竟在哪里？再问一句：“删节版”都敢面不改色地拿到学术大会上招摇，学术抄袭还会胆大妄为到什么地步？
正如政治领域里的反腐败一样，学术腐败也非反不可。如何反，与我们隔海相望的韩国其实已经给出了一定的警示。因为学术造假，他们可以把自己册封的“最高app家”黄禹锡毫不手软地拿下。我们为什么就缺乏这种魄力呢？我们为什么会对有一点衔头的人物就要袒护呢？如果说，政治领域的反腐败因为盘根错节，快刀斩不了乱麻，那么，学术领域的反腐败顾忌在哪里呢？同样加大一下力度吧。须知，这是关系到国民对学术界的信心问题。那些理论上的精英，应该是社会上最讲道德良心的人！（原题为《反学术腐败也要加大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