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过世的学术大家任继愈先生，为世界留下了丰硕厚重的学术成果，也为世人留下了高山景行的人生气象。任老先生生前曾提出一个为人们所津津乐道的“三不准则”：不赴宴请，不出全集，不当挂名主编。“挂名主编”一说，引出了笔者的一些联想。

 

主编者，主持著作编写之谓也。主持著作编写工作的“主编”，既要动脑筋出思路、出观点，又要亲自动手撰写前言和书中某些章节、统编全书或主持研讨、筛选篇目、整理校勘，有时甚至需要亲自“动脚”延揽相关名家、组织编写班子。任继愈先生先后主编了《明升中国哲学史》、《明升中国哲学发展史》、《明升中国佛教史》、《明升中国道教史》、《道藏提要》、《宗教大辞典》、《佛教大辞典》、《中华大藏经》、《中华大藏经续编》、《中华大典》、《东方文献》、《新标点二十四史》等学术著作、工具书和古籍丛书。任老先生无论做哪一套书的主编，从来都是真抓实干、亲历亲为的。及至晚年，他更是“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为了聘请佛教史家杜继文参与编纂《中华大藏经续编》，91岁高龄的任老先生在大冬天里一级一级台阶地爬上五层楼，亲自到杜先生家中进行游说、动员。在编委会中，身为主编的任继愈先生坚持拿最低的报酬。在弥留之际，老先生在神志不清的状态下仍然断断续续地说着同主编事务有关的话。

 

任继愈先生发誓不做挂名主编，表现了他敬畏学术的学者风范，表现了他鄙视挂名主编的务实态度。环顾左右，人们不难发现，最近几十年挂名主编不但不见减少，且有愈来愈多之势。面对挂名主编现象，我们可以从挂名主编、出版社和读者三个方面进行解析思考。

 

挂名主编主要有两类人，一是担任地方和部门（包括学术部门）要职的领导者，一是在学术领域中有些名气的学者。由于自身工作任务繁重，这些领导者和学者根本无暇顾及或没有能力顾及主编事务，成为名副其实的挂名主编。对挂名主编本人而言，无论是自己争来的“挂名”还是别人送来的“挂名”，他们乐意承接这个虚名，是因为能够从中获得实惠。这实惠，不外乎名、利两个方面。其实，挂名主编也有名誉受损的风险。因为挂名主编无暇或无力控制书稿质量，一旦实际主编和编写者不肯卖力气，图书错讹迭出，甚至存在抄袭剽窃劣迹，他们难免要担骂名、挨板砖。

 

出版社是挂名主编的主要制造者。有的出版社明明知道某些领导者、知名学者没有精力或没有能力承担主编之责，却积极张罗或慨然默许让这些人担任挂名主编，其真正目的，显然是增加图书销量，是经济利益最大化。

 

既然有不干活的挂名主编，当然就必须有实实在在干活的实际主编。从“按劳取酬，多劳多得”的分配原则来看，挂名主编实属不劳而获或小劳大获，将实际主编乃至编者们的劳动成果记在了自己的名下。

 

不做主编事，莫坐主编席。减少以至杜绝挂名主编现象，一要靠有“资格”成为挂名主编的领导者、知名学者的自觉自律、自尊自爱，抵御“主编”席位的诱惑，拒绝不实之名、不义之利；二要靠进一步完善各种制度设计，让挂名主编即虚假主编现象得到有效遏制。（作者系大连理工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