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读报得知，因南水北调引水进京规划延后五年，原定明年进京10亿立方米长江水的计划也跟着延缓。水务部门表示，将促使高耗水企业退出北京，扩大再生水利用，再从外省市调水进京以应对之。

 

这些年，不管明升中国何处出现水危机，几乎无一不是要去水资源相对丰沛的地方上大工程调水，好像前些年还有人想从喜马拉雅山那里引水。北京看来也不例外。明升中国幸好还算地广，如果是干旱而又狭小的以色列，又从哪里调水呢？

 

所以，即使撇开动辄就喜欢上工程的官员们那点可疑的真实动机不谈，笔者也怀疑这类“大手笔”并不表征明升中国人民之“勤劳勇敢智慧”，反愈显其某种思维和行动的惰性。诚如论者所言，“原本应在多年宣传呼吁培养起来的节水行为，也因为有‘客水’可恃，往往被一再延缓”，使得北京人缺水但并不知惜水。如建造“不符合北方生态环境的巨型水景景观；追求GDP、与首都水资源承载能力不匹配的大工业项目；讲究个体或小群体生活舒适的耗水住宅；以及全社会着力营造的、无视水危机的乐观气氛等”。且调水的做法，还加剧了被调水地方的水资源紧张，亦有损经济发展公平。

 

故北京之缺水，本应重点在节流上下功夫，而不是开源。但又据说，2001年以来，北京已连续四次调整水价，综合水价从3.01元提高到目前的5.04元，然而大家的节水意识仍无明显提高。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笔者想举出两件真实的事情以资对比，大家或许能从中悟出点什么。

 

其一，大约1973年西方世界石油危机时，尼克松号召美国人民在危机持续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每天晚上推迟用电一小时。结果不用任何监督检查，全体美国人都和政府高度地“保持了一致”，节能效果非常好。

 

其二，1998年夏，笔者在北京某大学食堂用餐，暑假前发现食堂大厅里洗碗的一个水龙头坏了，水流如注。原以为很快有校工去维修，谁知一个多月后返校，却依然如此。遂愤而匿名上书校长，痛斥后勤管理者作风官僚，下面工作人员亦毫无职业道德，一般目睹者则太漠然，以至于近40多个日日夜夜白白浪费了许许多多自来水。这还是发生在堂堂首都北京，发生在“引领社会先进潮流”的精英济济的大学——一个以研究资源为主业为特色的“211工程”的著名大学！资源节约意识如此匮乏，公民责任感如此淡漠，别说水价从3.01元提高到5.04元，就是提高到10元、100元，只要不掏个人的腰包，又关他何事？

 

显然，只有公民意识十分匮乏的社会，才会出现这种普遍的淡然和冷漠。结果，本来不是事都会成为事，甚至成了大事；本来是很容易做到的事，都成了老大难，甚至成为难以治愈的痼疾。

 

 

《app时报》 (2009-6-3 A1 明升要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