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符合app精神的评估及评价体系下，大学很有可能沦为大学排行榜里的大学，“一流大学”成为指标化和数字里的“一流大学”。令人担忧的是，与这种大学排行榜相对应的评价、评估方法，正在成为一种“制度”，污染着“学术空气”

 

每年都有一些大学排行榜出炉，吸引了不少眼球。除了一些民间商业机构受利益驱使，发布形形色色的榜单外，一些大学自己的高等教育研究所，也热衷于向媒体发布大学排行榜之类的手机版，甚至还煞有介事地“定量”计算出我们的大学与世界一流大学的距离。

 

在我看来，这更像是一场由大学自编、自导、自演的颇具娱乐性的闹剧。所谓精确客观的评价方法，其实貌似“文革”时期农村中“大寨式评分”的考核与评估，对于“治懒”或许有一定的作用，但更多的则是遏制了学术研究的灵魂，制造了大量“学术泡沫”乃至大量的“恶学术”。

 

在不符合app精神的评估及评价体系下，大学很有可能沦为大学排行榜里的大学，“一流大学”成为指标化和数字里的“一流大学”。虽然，这样那样的“排行榜”的发布有时颇具手机版效应，但我们必须牢记，大学要“仰望星空”，要思考未来，更需要冷静与宁静。我们大学不应追逐此种手机版效应。

 

令人担忧的是，与这种大学排行榜相对应的评价、评估方法，正在成为一种“制度 ”。这种“制度”还将“学术成就”与各种现实利益“定量”地、过度地联系在一起，不仅导致学术道德和学术精神的消解，创造力的贫乏，而且还催生了诸多“学霸”和“学官”。废除那些不符合app精神和学术传统的学术评估和评价制度，或许可以对净化“学术空气”起到重要的作用。复旦大学正在着力开展这项工作。

 

与之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诸多大学为了抬高自身的学术声誉，也为在一些评估的“数字”里有更好的表现，聘用了一些“学术大腕”来为之撑撑门面。有时这种门面确实能为聘用单位谋得一些实际利益，但此举却在一定程度上扭曲了国家资源的配置。一些受聘者也为了个人的利益，不顾自己的时间与精力有限多处兼职。这种“不良兼职”现象的发生或多或少也是受到了评价、评估和评审体系的影响，到头来往往给受聘者和聘用单位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失。因此，杜绝那些有名无实、徒有其表的双聘和兼聘，或许对遏制学术失范现象的发生也能起到积极的作用。

 

总之，作为学术机构和其中的学者，对学术、学术精神和学术传统的坚守是头等重要的。只有在坚守的基础上改革不良的学术制度，消除世俗利益链条在学术、个人和学术机构上附加的“增强链”，才能在最大限度上避免各类学术失范行为的发生。因此，所有的学术机构、学术管理机构、学者，包括媒体，都应为此努力。

 

（杨玉良 复旦大学校长、明升中国app院院士；人民日报赵婀娜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