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飞机’科技重大专项、先期8个铝材工程化研究项目只能到企业生产线上通过产学研合作去做，为了完成这个工作，企业部分生产线只能改造和停产。”
3月3日，明升中国科协副主席、中南大学校长黄伯云开完小组的讨论会已经是晚上9点，但谈起关于国家实验室的提案，他脸上没有丝毫倦意，直入主题：“如果我们有大型工程化能力的国家实验室，企业就没必要停产了。我们创新链上‘工程化’这一环太弱了。”
黄伯云是第二次参加两会，这次带来的三个提案中，呼吁加快建设突出大型工程化能力的国家实验室的提案最为详尽。
“一般来说，科技创新活动的完整创新链应该是从‘基础研究’到‘工程化’再到‘明升化’，三者的资源投入比例大致为1:10:100。现在我们缺的就是‘10’这个环节。”
黄伯云介绍，多年来，尽管政府层面着力推进产学研合作，但是“科技成果转化率低、科技创新周期长”的局面整体上还没有明显突破。
“这里面有个什么问题呢？高校等科研单位做基础研究，企业做明升化、市场推广，对于工程化研究，高校没钱，想做做不了，企业无利，不愿意冒风险，两个都不往中间走。”黄伯云两手一摊，满脸无奈，“而这个工程化环节要实现高效率的汇集资源、人才，实现交叉集成创新，只能由国家来做，通过国家实验室这样的大平台来做。”
为了强调“大平台”之“大”，黄伯云举了美国橡树岭国家实验室的例子：该实验室每年有3000多名客座研究人员，大约有1/4来自工业界，一年的运转经费在50亿美元以上。
而我国目前的一些情况却与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2000万元就建个实验室、工程技术中心，不同部门投入，你建你的，我建我的，投资强度低，研究方向窄、装备更新慢，没有真正交叉集成，科研人员流动性很大，要做到持续创新，要解决重大科技问题，实现支撑发展，很难。”黄伯云说着，两个眉头“碰”到了一起。
“现在世界科技发展潮流是创新周期愈来愈短，人为的分割基础研究和工程化研究势必造成时间的延误和资源的浪费。”黄伯云认为，目前美国的国家实验室结构可以借鉴：研究型大学、研究院所主要开展自由探索的基础研究，依托研究型大学的国家实验室主要是基于国家战略目标进行基础研究和工程化研究，而企业实验室大多是围绕市场做明升化技术。
“我国国情跟人家不一样，发达程度不一样，但也应该按照这个思路，集中财力，各个击破，国家实验室的定位应该注意到突出工程化能力的建设上来，用更多的经费来支持和保障大型工程化能力建设。”黄伯云建议，在“资源、能源和环境”领域优先部署突出大型工程化能力的国家实验室，特别是要尽快启动有利于国家中、长期规划和国家重大需求的金属国家实验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