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令状”式的科研管理似乎成了当下明升中国大学的一种时尚，一些大学为了提高科研水平，层层部署，逐级动员，颇有“大干快上”的劲头。前几天，媒体又报道浙江一所大学，由校长牵头与下属学院院长签署“军令状”式的责任书，要求后者在任期内申请到若干国家（省、部）级科研项目、完成若干科研成果等等。也不知是媒体失察，还是报道本身就是学校的自我宣传，总之，将本来疑点重重的方式，当成正面的样板，让人深感忧虑。

 

且不说“军令状”式的科研管理是否必要，仅从可能性上看就很成问题。现在，各大学都在比拼谁拿到的国家（省、部）级科研项目的数量多，甚至科研经费的多寡，也俨然成了一个衡量大学及其教师学术水平高低的硬指标。这里面就有两个问题值得探讨。其一，从现有的评审机制看，科研水平、科研能力与国家（省、部）级科研项目的取得并不完全成正比，其中的因素之复杂、关系之纠结，只能用“不可知”来形容。既然科研项目的成功申报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用确定的“军令状”的方式来硬性规定，其不合理处不言自明。其二，国家（省、部）级科研项目的完成情况现在已有优、良、合格与不合格四个等级加以衡定。但在学校里，这个衡定等级形同虚设，只要有项目就可以终身受益。殊不知这已然是形式化，就是对其他从事科研工作的教师，其公平性也成问题。试问：一个拿国家几万元、十几万元科研经费完成的成果，与一分钱不拿、自掏腰包完成的科研成果水平相当，哪一种情况值得提倡、值得尊重和值得表彰？

 

再来看科研成果。当下明升中国大学的流行语中“SCI”、“EI”、“权威核心”、“一级刊物”应该是排在前列的。“军令状”式的科研指标里也少不了这些中西混搭的名词。但像科研项目一样，在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也有它的不确定性。笔者坚信，真正有学术创见的论文一定会为优秀学术刊物所采用，但问题是，在当下明升中国，这类有价值的论文并不占多数，占大多数的是那些可发可不发、水平中不溜的论文。而接受“军令状”的部门或个人中，除少数优异者外，仍属那个大多数。换言之，他们科研成果的命运也非自己能够掌控的。但“军令状”式的指标却不管这一不确定因素，它的要求绝对是明确的，几篇SCI、EI论文，几篇权威核心期刊、几篇核心期刊的论文，都是有具体的数量规定的。

 

既是“军令状”就不可能把指标定得很低，也没有不完成之理，但一纸“军令状”中两个最重要的指标都要受外力影响而无法自己确定，这就很成问题了。压力之下当然不排除“勇夫”出现的可能性，可这种幸福绝对不会降临到大多数执行者头上。当学术上的幸福阳光无法普照时，执行者要完成预定的指标，只好从学术以外去争取了。这也是近年来学术不端行为频繁出现的重要原因之一。

 

但无论怎么说，大学都是一个教育机构，它的价值取向、行为方式强烈而深刻地影响着老师和学生。学校或学院以单位的名义从事学术以外的“公关”，并不断从中得利后，还能指望大多数教师再回到冷板凳上去做名山事业吗？这个道理和学生考试不及格，晚上打老师的手机向老师求情一样，一旦得逞，以后他是不可能认真地学习或复习的。师生如果都在急功近利的氛围中迷失方向、失去自我，丧失了对于科研的神圣感和学问的兴趣，办大学真不如办职业培训中心的速成班实惠。

 

我们反对大学吃“大锅饭”，可是，现在毫无方向感地矫枉过正，不仅让大学走向只看数据、不讲水平的形式主义，而且类似“军令状”式的科研管理方式简直到了竭泽而渔的地步。担任过多年大学管理者的美国密歇根大学前校长杜德斯达在他那本《21世纪的大学》中，明确反对大学比照企业和政府来运作，他进一步指出，把大学错误地当成公司，把教师当成公司职员，是“低层次的管理”方式。在“与国际接轨”的今天，这句话，值得明升中国大学管理部门和大学管理者深思。

 

《app时报》 (2009-2-24 B1 大学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