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博，辽宁省沈阳市一家贸易集团总裁，花3.7万元上了清华大学的“总裁班”，自觉上当，打了一场备受社会关注的“培训门”官司，一审落败。

 

就在于博郁闷之时，张某的出现可谓“峰回路转”。这位某知名大学“变革管理与领导潜能开发高级研修班”项目负责人，除主动联系到于博表示声援外，还准备和与自己有培训协议关系的那所大学对簿公堂。

 

于博的诉讼、张某的现身，将以往各取所需、你情我愿的继续教育，一下子推到社会放大镜下。

 

“这很可能成为倒下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一位业内人士表示，即便只是一场口水仗，名校的金字招牌与金钱之间的眉来眼去，也将变得不那么热辣和赤裸。

 

 

尽管名校“总裁班”如今已是多如牛毛，但被推上法庭的，清华大学继续教育总裁班拔了个“头筹”。

 

事情还得追溯到一年前。

 

2008年1月，于博花了3.7万元后，成为清华大学继续教育学院举办的“总裁班”学员。开班后，招生广告中承诺的林毅夫、郎咸平等多名专家、学者均未到场授课。而且，教师整体素质不佳，原定60人的小班“增肥”为170人的大班，教学组织管理混乱、授课时间严重不足。

 

同年10月，于博以个人名义，向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牛年的大年初一，他收到法院的判决书。

 

因为所提供的“总裁班”招生宣传的网页资料，不是从清华大学及其继续教育学院正式的网站上下载的，清华大学否认与这些网站存有合作关系，所以证明不了清华大学在招生过程中进行了虚假宣传；而对于研修班教学质量到底怎样才算合格，缺乏一个明确的判断标准，针对他提出的教学质量问题，清华大学已进行了答复和整改，所以，法院认为“并不足以认定清华大学构成违约”。

 

胜利似乎偏向了清华一方，可随后发生的事情，让所有人都不曾预料到。

 

就在于博为如何搜集更多的证据以备上诉之需时，张某主动浮出了水面，作为合作方，他具有揭开高级研修班头上“神秘面纱”的能力和“资本”。

 

张某说，办研修班双方合作最核心的是利益分成。按照他与校方的协议，如果招生人数达到45人，所收学员学费按如下比例分配：甲方(某大学培训中心)占60%，乙方占40%；如果招生人数低于45人，乙方坚持开班，所收学员学费分配比例甲方视具体情况要高于60%。

 

实际上，张某只招到了27名学员，最终，某大学培训中心收取学员学费的72%，张某获得剩余的28%。每名学生的学费是32800元，算下来，某大学培训中心共分到63万余元，张某得到24万余元。

 

按照张某与培训中心的协议，教师讲课费的上限为6000元，然而，在张某看来，6000元远不够。

 

“优质老师的身价在业内基本上是公开的，一流院校的博导每天的报酬1.5万到3万元，上过电视的更贵一些。”张某说，他曾与校方商定了一名这家名校的老师来研修班授课，课酬为一天1.2万元，但人家嫌低，不来，顶替来的老师只提交了一份未完成的论文，还说“这种总裁班懂什么法律”。

 

“如果我像其他高级研修班的中间供应商一样，为了赚钱，师资、课件等都不保证，就有可能出现于博诉清华大学这样的事。”张某无奈地表示，他为研修班找的都是国内一本院校的博士生导师，为此，办这个班他赔了二十多万元。

 

在张某提供的他和某大学培训中心签订的有关协议中，作为甲方的培训中心有四项权利和义务：审查学员入学资格，负责为学员发放录取通知书并备案；审订乙方提交的教学课程方案；审查乙方所联系的师资人选；负责学员的成绩考核，向全部课程合格的学员颁发结业证书。

 

“他们做到了几点呢？据我所知，有的学员一天课也没上，也拿到了结业证书。在整个过程中，培训中心基本上只做了两件事：盖章和收钱。就连那张鲜红的结业证书外壳都是我花5元钱从小卖部买来的。”张某有些愤愤地说。

 

 

面对一些知名高校接连曝出的高级研修班纠纷，一位培训学校的负责人直言不讳地指出了根源所在：“都是高额利润闹的。”

 

这位负责人告诉记者，在各高校周边，有一批靠专门推广大学课程生存的公司，“保守一点算，与清华、北大等名校合作的公司，估计有百家以上，做得比较早的都赚到了钱”。

 

他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一个收90人的“总裁班”，每人收2万元学费，总共上20天左右的课，平均下来，每天学校收取的学费近9万元，但讲师费和其他费用加起来，平均每天4万元都不到。

 

面对如此“名不副实”的“名校”“天价”研修班，为什么会受到越来越多人的追捧呢？从几位就读过名校研修班人士的回答中，记者发现了一些奥妙。

 

喻先生，北京某建筑企业总经理，2006年3月报名参加了一所名牌大学的“总裁班”。学费近两万元，学期为一年，每两个月上3天课。全班有90多位学生。

 

“虽然是在那所大学校内上课，但是上课的老师并不是那个学校的。这个班实际上就是挂靠在那个学校下面的。”喻先生毫不避讳地告诉记者，即便如此，他也不后悔，因为他报名主要有两个目的：学习和交友。

 

喻先生说，虽然最后没学着什么，但朋友还是交了些。“选择这种‘总裁班’的，大多是企业老总或地方官员，算是比较成功的人士，借此也可以结交一些生意上的朋友，也算是这种培训班的一个卖点吧”。

 

 

据了解，“继续教育”的概念是20世纪80年代引入我国的。随着“终身学习”、“学习型社会”的理念被公众认可，高等学校在继续教育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

 

2000年，明升中国高校继续教育协会成立，作为其日常办事机构的秘书处也设在清华大学。而来自清华继续教育学院官方网站的数据显示，仅2007年在该校参加面授培训的人数就达5.9万人次。

 

不过，在“于博诉清华大学教育培训合同纠纷案”中担任清华大学代理人的陈建民教授向媒体坦言：“实事求是地讲，现在大学应该在多大程度上承担继续教育的义务，对继续教育应该怎样管理，是整个教育界要思考的问题。”

 

除了自身的律己，爱护名誉外，社会上林林总总的研修班的外部监管情况又如何呢？

 

北京市教委96391热线的一位工作人员表示，以非学历教育为主要内容的教育培训机构，不属于教委管理范围。按照规定，短期培训班、培训中心等培训机构在结束培训时，如不向学员颁发诸如毕业证、等级证等具有国家承认效力的证书，就不需要经过教育部门的审批，也不需出具教育部门颁发的《社会力量办学许可证》。

 

北京京银律师事务所律师邓云林告诉记者，与越办越多的培训班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国继续教育领域的法律法规存在缺失问题。尽管我国教育法、职业教育法、劳动法中都有关于公民参与职业培训的规定，高等教育法第二十三条也明确规定，高等学校和其他高等教育机构应当根据社会需要和自身办学条件，承担实施继续教育的工作。但这些都是原则性的规定，目前还没有一部全国性的、专门针对继续教育的法律，特别是对于高校举办的继续教育项目，在法人结构、组织形式、运行原则等方面都没有统一的制度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