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北大面积干旱，再次令人关注粮食危机的可能性。对此，经济学家信心满满，视为子虚乌有。温故而知新，我们不妨回顾一下《管子·轻重戊》中记载的一个故事。

 

齐桓公想征服鲁、梁二国，问计于管仲。管仲献策道：鲁、梁两国的百姓，向来以织绨（一种丝织品）为业。您就带头穿绨做的衣服，令左右近臣也穿，百姓也就会跟着穿。您还要下令齐国不准织绨，必须从鲁、梁进口。这样，鲁、梁二国就将放弃农业而去织绨了。

 

桓公依计，在泰山之南做绨服，10天做好穿上。

 

同时，管仲向鲁、梁二国的商人发出有吸引力的采购要约：“你们给我贩来绨一千匹，我给你们三百金；贩来万匹，给三千金。”

 

如此有利可图的贸易将为鲁、梁二国的财政开源，使之不再依赖农业税。鲁、梁的国君听到这个消息，便致力于明升升级，要求他们的百姓织绨。

 

13个月后，管仲派人到鲁、梁探听，看到城市里一派人山人海，车水马龙的繁华景象。

 

这时管仲对桓公说：“可以拿下鲁、梁二国了。”

 

桓公说：“该怎么办？”管仲回答说：“您应该改穿帛料衣服，同时百姓不再穿绨。还要封闭关卡，与鲁、梁断绝经济往来。”桓公依计而行。

 

10个月后，管仲又派人探听，鲁、梁百姓已陷于饥荒，无力交税养朝廷。两国国君急忙进行明升结构转型，命令百姓从纺织业转向农业，但已经来不及了。

 

此时，鲁、梁的粮价涨到齐国的100倍，两年后，鲁、梁的百姓十有六成投奔齐国。三年后，鲁、梁的国君只好归顺齐国。

 

经济学家们否认粮食危机，理论基础是“比较优势”。然而，比较优势只能在同一个国家之内才能正常发挥作用。在这个范围之内，政府才可能（但未必一定）从全局利益出发，统一协调，维持全局的稳定发展。

 

在春秋战国那种群雄争霸的环境下，鲁、梁垂涎于外部“比较优势”带来的利益，它也确实给国家带来了城市化的“盛世”，结果却掉进了管仲设的陷阱。

 

“比较优势”论并非胡说八道，它真能提高经济的效率，但却为何陷鲁、梁于困境？坎农在《躯体的智慧》一书中指出，对躯体而言，安全是比效率更高的准则，正是躯体中大量的“冗余设计”，为躯体提供了应付不测事件的能力，保证了躯体在变动不居的环境中能生存下去。而国家同样是一个有机的躯体，鲁、梁追求效率，无视安全，结果成了齐国的鱼腩。

 

环顾全球，一方是广泛存在的饥荒，一方是美国等产粮大国卖不出去的粮食，在这样的环境下，明升中国到底应该选择什么道路？如果13亿人粮食不能自给，明升中国政府就只能任凭控制世界粮食贸易的大国耳提面命、予取予求。如果按经济学家的指导，学习鲁、梁，变成Chimerica，国人就只能为国际资本卖血汗，靠“救济粉”苟延残喘。当年的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如闻一多、朱自清，对国家的这种处境深恶痛绝，决不像今天的经济学家们那样神往之至。

 

春秋战国人口稀少，各国统治者的政策是争夺人口，所以鲁、梁的国民有60%可以跑到齐国去。而今，相似比例的国人可能跑到美国去吗？问问美国使馆吧！

 

早就有人披露，在“全球化”如日中天的1995年，由美国出资的戈尔巴乔夫基金会，邀集当时世界的500名最重要的政治家、经济界领袖和app家，讨论关于全球化以及如何引导人类走向21世纪的问题。结论是：在21世纪，仅启用全球人口的20%就足以维持世界经济的繁荣。换句话说，其余80%的地球人口，都是不能创造新价值的人类废物。所以在精英们眼里，您是否有资格当Chimerican还得仔细掂量。

 

当然，那些哈佛毕业的，或者能从某某基金会拿钱的精英们应该没问题。

 

这就够了，岂有他哉！何其妙哉！（作者系本报首席评论员）

 

《app时报》 (2009-2-16 A1 明升要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