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高校精神形态发生第二次转变的标志为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那场风波。风波过后的一段时期，高教界经历了连续几年的学习整顿活动。类似的学习在改革开放之前曾多次进行过，因而其效果远没有预计的那么明显。

 

其时的高教精神形态有这样一些显著特点：几乎是重复性的思想整顿及政治学习，其解释性的理由显得过于贫乏，难以解开深厚“心结”。整顿学习的动因来源于社会的政治性需要，与教育的自由、平等本质难以对接，从而使高校中的积极性情绪受到压抑，消极性情绪蔓延，出现学术气氛沉闷、文化气氛消极现象。同时出现的高教规模缩小、增长速度减慢，甚至一些高校在招生规模上出现负增长等现象，都表明高教无论是在形式上，还是在实质上，都处于停滞和徘徊状态。与消极性情绪蔓延的现状相反，其时高校中的娱乐文化却极其高涨，校园中“恋爱热”、“麻将热”、“跳舞热”等现象迅速流行起来。而同时流行的“穷得像教授，傻得像博士”等说法与高校中的厌学现象相呼应，构成了其时的读书无用论思潮，显现了高教精神形态的萎靡。其时的状况表明，高教还依然挣扎在传统的基础性体制矛盾之中，在思想层面上还没有形成能够体现自己本质和规律的、独立的价值追求和精神体系，还必须以社会的意志和精神为自己活动的依据。

 

改变这种状态的契机是1992年末邓小平的“南巡”讲话，以及其后形成的商品经济大潮。这个大潮使经商风骤然刮进大学校园，掀起了大学中的“经商潮”。当时高校普遍趋利的理由是教师的收入太低（有“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等说法）及单位经费短缺，这个理由在实践上的正当性，使其获得了社会制度及文化方面的理解和允许，并迅速形成了高校直接参与经商的创收高潮。不仅几乎所有的高校都成立了专门从事创收的公司，而且使教师下海、停薪留职成为时髦。以国内最著名的北京大学推倒南墙开店做生意的事件为标志，显示了明升中国高教对金钱的彻底屈服，也开创了明升中国现代大学有史以来直接经商的历史。而在该时期出现的委托培养、学费双轨制等现象，则打破了高等教育“轻言利”的文化传统，使高教活动直接与经济利益挂钩，开创了新明升中国高等教育直接收费的历史。

 

当时的经商风蓬勃发展的形势不仅使许多社会人士目瞪口呆，也使许多教育中人手足无措。因为这些教育内外的人士都没有想到，教育这个历来享有神圣、纯洁美誉的组织，在趋利方面也居然能够这么肆无忌惮。人们此时显然不会去想，趋利活动所天然具有的排他性及利益追求无限性，会使教育不可避免地堕入丑陋、卑劣的深渊，并且成为社会舆论的众矢之的。在明升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直享有盛誉的教育在短期内斯文扫地，教育乱收费连续数年被排为社会问题首位的事实，则应验了一些有良知的学者的担心。教育界在短期内沦为权学交易、权钱交易腐败重灾区的现象，无疑加重了高教积重难返的程度。

 

高教界的这种既徘徊、停滞，又疯狂地追逐经济利益的现象，暴露了教育思想和制度中的深刻缺陷和矛盾。这种现象从表面上看，是风波后整顿、学习的沉闷局面，造成了人们渴望自由和变革的心情，创收恰好给人们提供了这样的机会。同时，趋利是人性的弱点，但也是人的本能，在一定的情况下能够给人提供某一方面的满足感，能够刺激人们的情绪。这也就是为什么创收这一与教育“轻利”本性相悖的行为，却奇怪地在教育界中能够迅速蔓延的原因。从较深的层次看，是由于我国教育一直未完成现代化的思想和制度转换，因而一直缺乏前进的明确方向和目标，而“他主”的体制及其活动方式，使教育一直处于僵化和教条的状态。这种状态使人心思变，创收风正好为其提供了这样的机会。当然，趋利张扬的是人的私欲，是许多社会问题产生的根源，因而古今中外的教育都把消除或减弱人的趋利本性作为自己的目的。德国哲学家康德在其使世界教育学界都信服的“只有教育才能使人成为人”的哲学论断中所说的人，绝不是秉持“趋利”本性的生物人，而是修炼了“轻利”品性的道德人，和内化了合理求利意识的智慧人。所以，当时教育界中普遍趋利的现象，虽然使早些时候的读书无用论现象淡化了，学生们似乎喜欢读书了，但代“读书无用”而起的“读书求利”、“知识改变命运”等意识，在价值层次上并不比前者进步，依然是一种功利意识，它表明教育依然是在功利性的轨道上运行着。

 

趋利既对高教品质影响至深，也引起了教育理论界的持续争论。对此作者以为，追求功利既是人的天性，也是推动社会发展的一种动力。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本无可厚非。只是这种动力相对于教育而言，是应该谨慎对待的。因为趋利行为可能诱发人在利益面前的贪婪性，会使人将对物的占有膨胀为人生的目的，将教育的目的变成手段，进而将教育帮助人渔利看成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这无论是从教育的本质来看，还是从教育的传统来看，都是让人无法接受的。这种思想指导下的教育，所发展的部分只是能用来证明高校管理政绩的内容，亦即只是能够直接显示教育成绩或成就的各方面数字，比如，获批了多少个国家重点学科、重点实验室，多少博士点、硕士点，多少奖，多少课题，多少经费等。对于不能直接显示高校政绩或成就的学风、校风、教风等方面的内容，则会被视为是无用或无关紧要的。这样的方式必然会造成教育实质和形式的失衡，造成教育在许多常识性方面的欠缺和失当。比如，大学校长本来应该是由教育家来担任的，在教育现实中却是派遣行政官员来担任；教师本来是应该为人师表的，一些教师却以需要养家糊口、买房买车为理由去“走穴”、“扒分”，而且还得到一些学校实质性的支持和纵容；职称本来只是教师及研究人员专业学术水平及能力的标志，但在教育现实中却成为人们经济收入及社会身份的基础，进而成为各方面人员都努力奋斗的目标。不但所有的教师要为职称而奋斗，而且学校中的行政人员、后勤人员也都要争职称，使高校中的职称体系成为充斥着大量假冒伪劣的大杂烩。

 

以趋利为基础的发展对教育而言显然是文不对题的，因为教育的发展是在提高人的文化和道德素质方面的进步，而不是在如何赚钱方面的精明和成功。“一切向钱看”的潮流显然是与教育的精神主旨背道而驰的。如果换一个角度看，我国高教领域中的所有趋利理由，都是很难令人认同的。因为在西南联大的历史面前，所有的理由都是理亏和心虚的，高教的任何困难，都无法与西南联大时期的困难相比。可见明升中国高教真正缺乏的并非经费，主要还是真正的教育精神和教育信念。

 

高教当时的疯狂求利或许是一种无奈的选择，然而如今我们却无法不为这种选择来承担后果。或许人们已经注意到，在制造毒奶粉及其他假冒伪劣商品的当事人中，有许多人是具有本科以上学历的。而在许多被揭发出的因腐败而犯罪、以及许多还未被揭发出、且继续在腐败的官员中，高学历者更是比比皆是，他们毋庸置疑都是我们高等教育的“产品”。因为追求功利的教育，必然会“教育”出追求功利的学生。而他们对社会的回报则是既伤害社会，又伤害教育，并且这种伤害还未有穷期。也使我们对高教趋利行为反思的理论研究任重而道远。（作者为江苏大学教授）

 

《app时报》 (2009-2-6 A4 周末评论，原题《停滞徘徊、整顿学习及对经济利益的猛烈追求——改革开放30年高等教育精神历程反思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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