畅谈明升中国如何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使我想起82年前，也就是在1926年上海交通大学30周年校庆上，老校长唐文治先生曾经说过的话：“须知吾人欲成学问，当为第一等学问；欲成事业，当为第一等事业；欲成人才，当为第一等人才。”用今天的话讲就是在各方面都要争创一流。因此创建世界一流大学不仅是时代赋予当今明升中国研究型大学的历史责任，也是历代明升中国大学人所孜孜以求的梦想和夙愿。

 

明升中国要不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经过一段时间的讨论，这一问题的答案早已达成广泛的共识，目前大家所关心的焦点是如何建成世界一流大学。

 

我围绕“明升中国研究型大学如何成为世界一流大学” 谈3个问题，一是世界一流大学建设能否后发而先至？二是明升中国创建世界一流大学有哪些后发优势？三是我们如何才能充分发挥这些后发优势？

 

 

在现代化研究中有一种后发优势理论（Late-developing Advantage Theory），指发展明升中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能借鉴先行者的经验、技术，跳跃过先行者必需的现代化进程的一些早期阶段，以缩短实现现代化的历程，如日本在二战后的现代化进程中节约了2/3的时间和9/10的研究经费。

 

我认为在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方面也存在着后发优势的现象。当今世界一流大学的形成过程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牛津、剑桥、巴黎、哈佛、耶鲁等老牌一流大学，它们有着悠久的办学历史、长期的文化积淀和经久不衰的学术声誉。另一类是在近现代涌现出来的一批新兴研究型大学，如德国的柏林大学，美国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斯坦福大学、芝加哥大学、加州大学、卡耐基梅隆大学，日本的东京大学、京都大学等，这些学校都是在某一特定的历史时期，抓住机遇，在较短的时间内通过跨越式发展，跻身于世界一流的行列。这些新兴研究型大学的快速发展阶段具有以下若干相似的特征：

 

 

19世纪中叶的化工技术革命，催生了一批德国研究型大学；19世纪末的电力革命和20世纪30年代的原子能技术以及二战后的计算机技术，使得一批美国大学跻身于世界一流；而电子技术和新材料技术的开发和利用则使得日本的研究型大学迅速崛起。

 

 

一般而言，研究型大学适度超前发展有利于国家的崛起，同时国家的快速发展阶段也是新兴研究型大学创建世界一流的最佳时期。目前，世界500强大学内的德国大学共有42所，其中有27所是在1860年前，即德国崛起前期成立的，占总数64%；而168所美国的世界500强大学中有135所是在美国崛起的1776~1945年间成立的，占总数的80%；34所日本的世界500强大学中97%成立于明治维新到大正景气（1868~1918年）和二次大战后这两个日本历史上快速崛起的阶段（见右下表）。从战后成立的世界500强大学的国家分布来看，美国23所、日本19所、德国11所，分别位居世界的1~3位，这也与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经济发展的格局相吻合。

 

 

普鲁士惨败于拿破仑后，在巨额战争赔款的沉重负担下，依然拨出大量钱款和宫殿来建立柏林大学，并且由国家全额资助所有大学的办学经费，使得一批以柏林大学为首的研究型大学迅速崛起，成为19世纪世界科技的中心。

 

20世纪30年代起，美国联邦政府就开始对大学投入资助，战后联邦政府进一步将科研经费投向创造力最旺盛、学术实力最强大的大学或研究机构。1962年，57%的联邦科研经费投向6所大学，79%的经费被前20所大学获得；1984年，排名在前100名的大学获得联邦高校科研经费的84%，前20所大学获得了55%的联邦科研经费；目前59所美国大学协会（AAU）成员校每年能获得联邦政府58%的高校研发经费。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美国成为当今世界一流大学最为集聚的国家。

 

1945年，日本政府以美国大学为样板重建了大学系统并确立了以部分高水平国立大学为核心的研究型大学建设思路，在百废待兴的时候，坚持发展高等教育，集中有限的资源建设一批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在20世纪70年代，来自中央财政的拨款占日本国立大学总收入的比例保持在70%～80%。1987年以前，app研究费补助金几乎被国立大学所包揽，培育了一批研究型大学，为日本的崛起提供了人力和智力的保障。

 

因此，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当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社会经济处于高速发展阶段，只要大学能在政府的支持和鼓励下，抓住世界新技术革命的机遇，就完全有可能发挥后发优势实现跨越式发展，成为世界一流大学的后起之秀。

 

 

改革开放以来，明升中国的高等教育迅速发展，特别是近10年来，一批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进步，办学条件有了极大的改善，学科结构得到进一步优化，师资的学术背景明显改善，学术能力显著增强，国际声誉不断提升，与世界一流大学的差距迅速缩短。取得这些成绩的主要原因是我们较好地发挥了后发优势。

 

 

改革开放30年来，明升中国经济以平均9.8%的年增长速度快速发展，从一个不发达的低收入国家发展成为中等偏下收入国家，经济总量占世界的份额从1978年的1.8%上升到2007年的6%，成为全球第四大经济实体。经济增长模式也正逐渐从生产要素驱动向效率驱动和创新驱动转变。经济的发展和繁荣使得社会对人才和智力的需求日益增长，国际经验也告诉我们，经济的快速增长期也是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最佳时期。在可预见的未来，明升中国经济依然会保持较快的增长速度，预计到2020年前后会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届时明升中国的国际地位将进一步提升，明升中国的研究型大学也会受到更多的国际关注，为我们创建世界一流大学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1995年，国家正式实施科教兴国战略，进一步明确app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理念，确立科技和教育是兴国手段和基础方针的理念，加强政府对科技与教育的扶持。随后启动“211工程”重点建设项目，拉开了我国建设高水平大学的序幕。1998年，江泽民同志在北大百年校庆上讲话中第一次由政府明确提出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宏伟目标，并启动“985工程”建设项目。近年来，国家不断增加对科研和教育的投入力度，以科技投入为例，每年以超过20%的比例增长。2007年，全社会研究开发经费总支出为3701亿元，总量居世界第五位。经过“211工程”和“985工程”的持续投入，我国若干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科研环境大幅改善、学术水平快速提升、国际声誉显著提高，已经初步具备国际学术对话能力，为创建世界一流大学打下了坚实基础。目前我国已经将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建设作为国家战略举措之一。胡锦涛总书记在北大110周年校庆上进一步提出，“要以更加广阔的视野、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执著的努力，加快推进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步伐”。

 

 

与世界一流大学相比，明升中国的研究型大学还有不小的差距，我们的师资队伍还不够强、成果水平还不够高、学科整体水平比较低。但正是这些差距激发起了我们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决心和毅力。早在1978年中美建交前，上海交通大学就组建了我国改革开放后国内第一个访美教授代表团，走访了美国20个城市、27所大学、14个研究单位和工厂。这次访问极大地触动了学校的领导和教授，深切感受到上海交大与世界一流大学的巨大差距。时任党委书记的邓旭初先生认为：“我们再也不能闭目塞听、夜郎自大了！”必须奋起直追。这次访美之行不仅架起了上海交大与海外校友、学者交流的桥梁，也使学校下定决心启动了一系列的改革，推动了上海交大的快速发展。学校还成立了专门的高等教育研究机构，长期跟踪和研究世界一流大学，总结它们的成功经验和发展模式，为学校的改革与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经过这些年的建设，我国研究型大学与世界一流大学的差距正在迅速缩小，若干学科和关键指标已经接近和达到世界百强的水平。因此在今天我们应该对创建世界一流大学更加充满信心。

 

 

世界一流大学需要有一流的师资队伍。引进优秀人才，特别是引进世界一流大学的留学人员是新兴研究型大学快速崛起的共同经验。柏林大学初建时以原先哈勒大学的教师为基础，汇聚了当时全德意志各邦国最著名的学者；19世纪中后期每年约1万名留德美国学生，成为以后美国研究型大学的中坚力量，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建校初期，就是以留学德国人员为主要师资力量；日本原7所帝国大学的师资也是以欧美留学归国人员为主。

 

留学生不仅带回最前沿的知识和技术，也是开展广泛国际合作与交流的最主要桥梁。这些年，明升中国研究型大学的快速发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大力引进优秀的海外留学人员。目前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留学生生源国，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全世界每7个外国留学生中就有1个是明升中国学生。2006年度全美45596名研究型博士中，明升中国大陆留学生有4236人，约占10%，其中半数以上是明升中国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本科毕业生。此外，以留学身份出国并滞留在海外工作的人员约20万人，其中在海外高校、研究机构具有助理教授或相当职务以上，且年龄在45岁以下的人员约6.7万人。这批海外才俊，对于我国创建世界一流大学是一笔极其宝贵的人才资源。虽然目前获得海外著名大学博士学位的留学生归国比例还不够高，但随着明升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全球性金融海啸的影响，学成归国的留学生会越来越多，这些优秀人才将成为明升中国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中坚力量。

 

 

所谓的后发优势只是一种潜在的优势，利用这些优势所必需的条件与我国的现实条件之间存在着巨大反差，要使潜在的优势变为现实的优势，就需要创造出一系列新的条件。后发优势只是一种势能，它的产生取决于我们与世界一流大学之间的差距，只有将这股势能转化为动能，才能推进我们的发展，缩小与世界一流大学的差距。

 

 

学习世界一流大学的成功经验是体现后发优势最为直接的方式，通过学习借鉴可以使我们少走弯路，缩短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时间，同时也可以通过榜样作用树立我们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信心。在这个意义上说，借鉴与创新同样重要。历史上，许多美国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是在借鉴德国大学经验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日本在二战后努力学习以美国大学为蓝本的研究型大学的经验，改革了高等教育体系。上海交通大学积极推进院系中长期国际评估、与世界一流大学合作办学、健全教师国际化培训制度和学术休假；设立“管理人员培训基金”，加大管理队伍、实验技术队伍到海外进修、学习、考察的力度。学校希望通过这些措施引进世界一流大学先进的管理理念，迅速提升教师和管理队伍的国际化水平，使他们具有全球视野、了解世界一流大学的办学模式。

 

 

世界一流大学的基础是一批世界一流的学科，但即便是世界顶尖大学在学科发展上也是各有侧重，有各自的特色。这些特色学科是各校根据自身条件，主动瞄准国家战略需求和国际app前沿，抢先布局、主动推进而形成的。如芝加哥大学的原子能研究、卡耐基梅隆大学的计算机app研究都是抓住了当时最为尖端的科技方向和国家的战略需求，并借此成长为世界一流大学。目前我国大学的研究方向多为跟踪海外的前沿研究，这为在短时间内缩短我们与世界一流的差距是十分有益的，但是仅仅如此还不足以使我们成为世界一流，我们必须加强前瞻性的战略规划，以更为超前的眼光，着眼于明升中国未来发展的需求，认真凝练研究问题，抢先布局未来学科方向，才能使我们在未来的国际竞争中脱颖而出。

 

 

创建世界一流大学不是简单重复走海外名校发展的路径，而是一个需要不断创新的过程。柏林大学的成功得益于理念的创新；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成功得益于研究生教育模式创新；斯坦福大学的成功得益于硅谷模式的创新；筑波大学的成功得益于组织机构的创新。因此，我们应该始终以解放思想为先导，持续推动改革，勇于并善于用改革的办法解决快速发展中出现的各种矛盾，破解关键问题和瓶颈难题。要不断深化科研体制机制改革，转变科研发展模式；要进一步完善学术、行政管理体系，推进现代大学制度建设；要建立app的资源配置体系，提高资源使用效率。

 

 

世界一流大学的共同特征是：学术大师云集，创新人才辈出，引领社会发展，对人类社会进步贡献卓著。但是，丁学良教授在北京大学演讲时曾指出：“世界一流大学首先必须是研究型大学，以研究作为自己最突出的特点。研究型大学有严格的评价标准，包括教师的素质、学生的素质、课程的广度和深度、研究基金的数量、师生比例、办学的硬件设施、财源、毕业生的声望和成就、学校的学术声望等。‘Universus’是世界一流大学必备的精神气质，其师资和学生来源、研究和教学内容必须是国际性的。”因此，从确立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目标的那一天起，我们就必须将自身置于国际竞争的环境中，用国际一流的标准来衡量我们的教学工作、科研工作和管理工作，用国际一流的标准来要求我们的教师和员工。此外，积极参与国际竞争也是新兴研究型大学快速提升国际声誉的重要途径之一。

 

总而言之，虽然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任重而道远，但是只要我们充分发挥后发优势，就能尽快缩小与世界一流大学的差距，实现世界一流大学的梦想。

 

《app时报》 (作者系，明升中国app院院士、上海交通大学校长，2009-2-3 B4 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