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公布的第五届高等学校教学名师奖获奖名单，在公众的质疑声中又悄然回归到初始状态，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一样，当事双方都感到很受伤，舆论的力量似乎又在做一次西西弗斯似的徒劳无功的抗争。一年后，旧戏还将重演，舆论将再次经历由愤怒到徒劳，再到无声的恶性循环，久而久之，愤怒变得廉价无比，所有神圣的东西再次与明升中国人无关。为了改变这种宿命般的无奈，应该思考一些不同的解决策略。

 

教学名师奖的日益背离初衷，与制度设计的缺失有关。不论人们承认与否，在目前的明升中国高校存在着两种力量：教学力量与行政力量。在以权力为主的社会，权力代言人是无法容忍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动机受阻的。在资源极度稀缺的背景下，这种利益的冲突将变得更加激烈。因此，当国家出于对未来人才培养的担忧，仅仅设立教学名师奖而没有顾及到行政力量的利益诉求时，权力的力量自然会参与到对该项资源的争夺之中。从这个意义上说，必须给行政力量以相应的承认与利益补偿，否则不论今后教学名师奖的评选标准如何变化都无法改变行政力量对于教学名师奖的侵占。这种困境充分反映出当下明升中国高等教育体制在制度设计层面上面临的无所适从的尴尬境地。因此，在短期内，高等学校去行政化没有办法取得实质性进展的当下，唯一可以选择的措施就是设立国家级高等学校管理奖，以此平衡权力机构对于教学名师奖的侵吞，通过功能的严格分区，至少可以捍卫教学名师奖所具有的权威性。

 

顾名思义，教学名师奖奖励的应该是那些在教学领域成绩优异的教师而不是学校行政领导。自教育部2003年提议设立高等学校教学名师奖以来，客观地说，这个奖项已经成为高等学校教师可以向往的最高学术荣誉。目前全国有普通高校教师约124万人，每年仅有100名教学名师产生，名副其实的万里挑一。不难看出，这是非常难以获得的殊荣，因此，公众对它寄予厚望，整个社会对它的认可度也持续看涨。

 

正是这样的现实，导致高校里的行政系统开始大规模侵占这一荣誉，由此教学名师奖已经变相地退化为“高校权力奖”，与该奖的设立初衷南辕北辙，使得这一奖项在设立之初就面临着走向它的反面的可能性，对于广大教师而言，它日益沦落为一种与自己无关的空洞的安慰。这也正是人们愤慨的真正原因。

 

在公众的议论中有一条是存在问题的，即获奖的高校行政官员的水平问题，其实，这是一个被严重误解的伪命题。由于明升中国特殊的权力社会构架，大多数高校行政官员学术水平是很高的，正是因为他们的水平出众，作为一种惯用的奖励措施，才有可能获得高校行政职务的任命。从这个意义上说，关于教学名师奖入选者水平的争议，把一个重要问题引向了歧途。

 

问题的关键是：如果我们把行政职务的任命看做是对其工作优秀的一种奖励，那么，高校的行政官员们是否还有权利跨领域两次报奖？毕竟资源是有限的，人的精力也是有限的，管理工作是很复杂的工作，多数情况下，繁忙的高校行政工作已经使高校的许多行政官员没有时间和精力再给学生们上课了。既然如此，这些繁忙的行政官员为什么还要染指这个以教学为目的的奖项呢？除了上面提到的这个奖项社会认同度比较高、潜在收益大的原因外，还有两个重要原因：其一，我国高校的管理系统定位不准确，高校的中高层行政官员在内心深处也不看好教育行政化的未来，随着公众对于高校日益行政化的普遍不满与质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这种状况一定会有所改变。到那时，高校的主流应该是教师群体，而不是目前严重制约明升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行政官员。这种对未来的预期，迫使高校的行政官员们为自己未来的职业生涯及早作铺垫，恰好目前的管理体制有利于或者倾向于对官员优先，因此可以借这个机会先行捞得未来的学术资本，这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理性人追求利益最大化现象在高校系统的突出表现。其二，我国高等教育体系缺乏针对高校管理人员的有影响力的奖励措施，而且其未来的晋升之路充满了不确定性。现在高校的主要领导都是上级主管部门空投下来的，对于很多高校管理人员来说，未来的晋升之路基本上自己无法确定。由于高校管理工作也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要做好这项工作同样需要付出巨大的心血与智慧，然而这种投入的回报却很不确定，在这种情况下，利用身居高位的便利条件，占有一些社会认同度高的奖项恰恰是一种对未来不确定性的补偿。因此，我们看到了教学名师奖上演了现代版的狸猫换太子，不但没有达到促进高校教学质量提高的目的，反而败坏了这一奖项的声誉。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做到如下两点：其一，在高校内部严格实行功能分区。如教学名师奖必须从实际的教学人员中选拔，不可双肩挑，真正做到各司其职。其二，国家应该专门设立针对高校行政人员的国家级奖励系统，如“最佳高校管理奖”等，真正使高校行政人员的付出能够得到客观承认与相应的回报。

 

（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教授）

 

《app时报》 (2009-11-20 A3 周末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