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实行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度的方案在舆论界引起轩然大波，绝非偶然。对于千百万考生和他们的家长而言，作为高等教育的最高殿堂之一，北京大学所承载的不仅是光荣与梦想，更有千百万平民对于教育公平和机会的期待。我的一位老同学，一个地道的农民的儿子，曾经于1981年摘取了全省文科状元并荣幸地被北大录取，为此，我曾经戏称他为“状元郎”，说他在科举时代有荣登榜首并在京城“夸官三日”的可能，走运的话或许被招为驸马爷亦未可知，只是他生不逢时而已。此言非虚，我们省的考试成绩历来在全国名列前茅，省里的状元离全国的状元不远。
然而，如果是在今天，他还可能仅仅凭分数而高中榜首并进入北大吗？这是一个问题。
如果这位当年的状元重回母校参观，他会发现时间的流水已经将昔日的高考制度冲刷得面目全非，形形色色的加分或许会令他像孩子一样茫然。形式上还是按分数录取，但是，分数的来源却不再是那场牵动着亿万人心的考试了，来源的渠道被大大地拓宽了，标准也显得异彩纷呈，有艺术特长加分，“民族加分”，一定级别的三好学生加分，自主招生考试，直接保送等等。对于上世纪80年代那些从考场上杀出来的考场老将们，这一切听上去像天方夜谭。高考，那个曾经改变了我们命运的高考，已经变得与我们“对面相逢不相识”了。然而，这些新生事物的效果究竟如何呢？
四川省某教育局官员让自己儿子冒名少数民族考生加分，瞄准的同样是北大。如果不是东窗事发，那位公子已经是北大的学生了。在一个信息封闭的时代，上述运作肯定天衣无缝，可惜的是它们碰上了一个网络时代。网络时代的信息透露出事件的真相，也反映了这些形形色色的加分渠道，往往为权钱交易在高考领域的攻城掠地打开了方便之门。
为什么不呢？社会学家费孝通曾比较明升中国社会结构与西方社会结构的差异，说明升中国社会是一种差序结构，每个人以自己和家庭为中心，一层层推出去，形成了一个宗法色彩浓厚的人情社会；西方社会是一种团体格局，不同的社会团体相互抗衡与制约，结果演化出一个公民社会。不幸的是，经过了三十多年的市场化改革，明升中国人仍然在人情社会中转圈子，人情依旧在以种种方式调控着权力的运行。所以，那些以放权为导向的高考制度改革产生出越来越多的问题，是无可避免的。西方管理学上有所谓漏洞原理，即如果管理存在制度性漏洞，事情就一定会向更坏的方向发展，这个原理总是在实践中一次又一次地被证实。统计数字也在表明人们的忧虑绝非空穴来风。一位在高校工作的朋友告诉我，从80年代至今，农村孩子在北大清华的比例不断降低。是农村娃越来越笨了，还是我们的考试制度出了问题？答案大概是后者。
许多人认为，高考是我们这个已经没有底线的社会的最后一道防线，因为它有一个其他任何行业都不具备的独特优势：分数。分数是天生的平等派，考分面前人人平等，分数为那些没有任何其他社会资源的平民，提供了改变命运的唯一渠道和希望。但是，当分数的客观性和统一性开始打折扣的时候，当形形色色可以人为操作的加分出现的时候，当种种人为的意见取代客观的标准以改革的名义向高考领域渗透的时候，就是这最后一道防线被攻破的时候。从那些频频被发现的高考舞弊中，我们仿佛听见了那最后一道防线被撕裂的声响。
没有人反对真正的教育改革，但当前教育最需要改革的，是教育的行政化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种种潜规则和教育不公现象，杜绝招生考试中的各种人为运作因素。就此而言，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度，恰恰背离了高考改革应有的主题。中学校长也是人，他具有和我们每个凡人一样的缺点，也和我们同处于一个人情化社会中，连大学校长都无法保证的公正，中学校长凭什么能够保证？《红楼梦》有一回说的是“胡庸医乱用虎狼药”，方子反了，非但不足以祛病，反而会加重病情，这就是许多人反对北大这一所谓的改革的原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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