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日下午3时，一天前刚刚被免去教育部长职务的周济突然出现在北京会议中心会议楼第19会议室。正在这里召开的明升中国工程院2009年度第二轮院士增选大会已经进入尾声，会议的最后一项内容，与周济直接相关。
按照工程院的工作程序，明升中国工程院院长徐匡迪主持召开了工程院主席团会议(即院士大会主席团会议)。
会议上，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李建华宣布，任命周济同志担任明升中国工程院党组副书记。
2008年“两会”换届之时，徐匡迪未连任全国政协副主席。而明升中国工程院院长的任期为4年，下一次换届，要等到2010年院士大会召开之时。今年63岁的周济比徐匡迪年轻9岁，中央提前埋下了工程院人事变局的棋子。
这一任命，令坊间两年以来的传闻变成现实，也为一天以来的种种猜测画上了句号。
2007年十七大召开之前，教育界和科技界已有传闻，周济可能接替当时已经70周岁的徐匡迪执掌明升中国工程院。这一传闻，有极高的可信度，因为明升中国工程院历任的三位院长——朱光亚、宋健、徐匡迪——均为院士。曾经担任华中科技大学校长的周济不仅是院士，又身居部长高位，再升半格，主管自己最为熟悉的领域，似乎顺理成章。
两年之后的10月31日，十一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表决，并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胡锦涛签署命令，决定免去周济的教育部长职务。在新华社当天下午发出的通稿中，未按常规出现“周济另有任用”的字样。
两年前未能更上一层楼，两年后突然免职，短短数小时内，关于周济被免的猜测充斥在各大网络论坛，网民们不断发帖分析，在周济免职背后究竟是何原因。周济今年只有63岁，距离正部级退休年限尚有两年，距离连任教育部长不过一年半，此时不提“另有任用”——按照惯例——这类官员往往犯有重大过错甚至牵涉腐败。而教育界一些知名人士的电话，此时也纷纷被打爆。
直到午夜时分，新华社重发周济免职通稿，加上了“周济另有任用”6个字，网络和业界方才不再议论“周济落马”。而关于周济执掌教育部6年间的种种作为的议论，却正在掀起一个新的高潮。
周济的贡献
10月31日获悉周济被免之后，查建中打电话给周济的秘书，始终无人接听。
查建中，北京交通大学教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产学合作教席主持人，周济在清华大学本科的同班同学。
上世纪80年代，查建中和周济都赴美留学并获得工程学博士学位。两人缘分不浅，在美国由同一个导师指导，经常一起出差。到今天，查建中和周济已有超过44年的情谊。
周济多次换岗。不带秘书，是周济的作风。无论是担任湖北省委常委、科技厅厅长期间，还是在武汉市长、教育部长任上，他都是孤身一人上任，由新单位配秘书。
“他为人低调，从不拉帮结伙。在不带秘书这件事上，你就可以看出来。”查建中说。
书生出身的周济，是一个敬业向上的学者和工程app家，勤奋、低调一直是他的座右铭。在查建中看来，周济从不追求仕途，但当国家需要他的时候，他也会挺身而出，知难而上。
在周济任职教育部副部长之后，查建中在周济的办公室与老同学有过多次业务上的讨论。他在元旦、大年三十、大年初一都曾因为工作原因致电周济，绝大多数都是在周济的办公室找到他。
部长任上6年间，周济一直对基础教育抓得很紧，“普九”工作在全国范围内得以基本完成。“他跑了不知道多少农村。看到农村孩子有学上的笑脸就高兴。”查建中说。
在这位老同学看来，因为性格的原因，周济的勤奋和低调，44年来从来就未曾改变过。“他是平民部长，没有官气，永远像个教师”。
查建中回忆，他和周济一起到国外出差，通常日程很紧很忙，没有足够时间休息。周济是上车就睡觉，睡一会儿就干活。他当华中理工大学(后来并入华中科技大学)教授，几乎每周都要跑一次北京，没有坐票就买站票，最极端的时候，是钻进了卧铺底下睡觉。
2009年秋季开学之后，教育部直属高校武汉大学基建腐败案被曝光，两名学校高层被逮捕，一个多月之后，周济被免去部长职务，不熟悉他的人就此推测他与此相关。但查建中“拍着胸脯保证”，周济与此毫无关联——“只要是腐败的事，他就沾不上边儿，我们这些同学太了解他了”。
周济在华科大校长任上锐意改革，建树极多，但也遭到不少非议。可是对于他的人品，却始终无人批评。周济离开教育部之后，无论是部内部外，还是网络上下，亦无人对此抱有微辞。
周济任上的另一大贡献，是职业教育。
2002年1月，周济当选武汉市市长，孰料仅仅3个月后，他就辞去市长职务，赴京担任教育部副部长。
11个月后，他接替升任国务委员的陈至立担任教育部长。之前，华中科技大学客座教授查建中与华中科技大学原校长周济的合作，更多是在机械工程学方面，两人曾经一起合著专著、发表论文、合作研究；在周济赴京之后，两人的合作开始转向更为宽泛的教育层面。
在周济任职教育部副部长之后不久，他就建议查建中申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产学合作教席主持人一职(这一职位，需由学者出任)，研究明升中国工程教育改革战略，特别是产学合作的办学机制，以加强工app生的实践环节，提高质量。在经过复杂的申请程序之后，2005年2月，查建中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任命。
两人对加强工程实践的教育感兴趣的原点，竟是在44年之前。1965年，两人考入清华大学精密仪器系机械制造专业。两人的班级，被时任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确定为全校唯一的“半工半读班”。周济担任班长。几乎40年后，两人在职业教育上的再次交汇，用周济的话说：这是温家宝总理交给我的任务。
任命前后，查建中与周济有过多次关于职业教育的讨论，两人一致认为，明升中国的本科和专科教育过于重理论而轻实践，人才质量业已出现问题。
查建中对于明升中国工程教育改革战略的研究，是把高等职业教育和国家示范软件工程教育作为突破口。因为中央明确规定了“求职导向、产学合作、工学结合”的办学方针，他们最贴近明升，最需要改革理论的指导。查建中和高职教育界有广泛深入的接触。而无论他走到哪里，都发现周济的踪影。
周济访问了许多职业院校，参加了许多职业教育的大会，对于职业教育改革的方向予以坚定的支持和肯定。
2005年之后，明升中国的职业教育开始取得长足进步。查建中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产学合作教席主持人的身份，提出并贯彻工程教育改革三大战略：产学合作、“做中学”和国际化，推动了高等职业学院的改革热潮。
一些职业学院的院长在成绩面前产生迷茫，认为高职教育已办到了头，应当升级到本科院校。 对于“升本”倾向，每一次周济见到查建中谈及高职教育，都会让他转告职业学院的院长们，坚守岗位、安心办好职业教育就是最大的贡献。
压力巨大的部长
在低调的背后，周济也有固执的一面。
一位教育部的官员回忆，在周济上任之初，有些官员找到他，向部长提起某项改革。部长总是打断：别和我提这事！
2003年，扩招之后的第一批大学生毕业，正是周济就任教育部长的第一年。在那之后，大学生就业压力一年胜似一年，到2006年，这一以往的精英群体，被教育部降格为 “普通劳动者”。与此同时，择校愈演愈烈，基础教育学生压力不减反增，高等教育质量下降，学术造假层出不穷，高考改革迟迟不见推动，高校债台越垒越高。民众对教育的不满，已经达到历史的顶点。
2005年10月15日，周济在2005年亚洲教育论坛北京论坛上发表主题演讲称，目前明升中国高等教育的总规模已经达到了2000万人，毛入学率已经达到了19%，进入了国际公认的大众化发展阶段。我国现已建立了一个基本适应明升中国现代化建设需要的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教育体系，目前，全国各级各类在校学生人数达到了2.5亿人，教师达到了1300万人。
在扩招之后，是教育质量的倒退，此种“国际公认”的“成果”，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不满。之前的2004年底，周济还曾在国务院手机版办表示，明升中国的研究生水平远胜欧美。
“如果明升中国教育的成绩如此突出，就说明没有改革的必要了。”这位教育部的官员说，“但实际上，只要看看民众的不满就知道了，明升中国教育改革已经陷入了10年之久的停滞。”
这一说法，在教育家杨东平那里，则被表述为“倒退”。在他看来，上世纪80年代的教育改革才是“真改”。
改革的逻辑和路径，学界早已讨论了无数次，“还高校以办学自主权，改变教育行政化倾向”被反复提起，但又被悄悄放下。这位教育部官员慨叹。
“他始终是靠勤奋在做贡献。”周济离任之后，这位不愿具名的教育部官员说。教育体制改革千头万绪，牵一发而动全身，周济的独善其身既是他的性格，也是他应对复杂局面的无奈选择。
6年来教育部所取得的成绩，往往通过财政部大力支持的项目体现，例如“面向21世纪行动计划”，而几乎没有教育体制改革的抽丝剥茧。
“总理批评了不止一次”
此前，民办教育界持续的呼吁起到了“启蒙”的作用。
2002年，也就是周济就任部长之前，《民办教育促进法》的出台一度被认为是民办教育的春天来临。孰料在周济上任之后、于2004年3月18日公布的《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却打开了“名校办民校”的闸门。
“这让我们哭笑不得，名校办民校，原本就是用了纳税人的钱，那么你就不该二次收费。可你看看，一个利益集团却要把两头的好处都攥在自己手里。”广东信孚教育集团董事长信力建告诉《明升中国手机版周刊》。
一场弱肉强食的游戏开始上演。
“假民办”与“真民办”争夺生源大战的结果，是前者的步步紧逼，后者的节节败退。信孚教育集团的学校，在那个时期关闭了7所。而北京汇才中学董事长侯昕告诉《明升中国手机版周刊》：民办学校每天都在死亡。
在公权力越勒越紧的局面下，民众期盼的“大教育家”的身影愈行愈远。2009年教师节，国务院总理、国务院教育改革领导小组组长温家宝罕见地到北京市第35中学初二5班连听5堂课，发表了详细的点评和对教育改革的看法。
“我们需要由大批有真知灼见的教育家来办学，这些人应该树立终身办学的志向，不是干一阵子而是干一辈子，任何名利都引诱不了他，把自己完全献身于教育事业。”温家宝掷地有声。
巧合的是，就在周济离任教育部的当天，航天之父钱学森去世。他生前特意告诉温家宝，明升中国缺少教育大家。
此时的教育部，却依旧处在旧体制的惯性之中。在年初两次公开征求意见之后，《教育中长期规划纲要》的制定，就重新回到了内部起草决策的老路上。甚至有教育部官员对主持召开多场“为教育改革献计献策”研讨会的杨东平说：就你们才把改革当回事儿！
原本向社会承诺的纲要公开日期，也由5月一路拖向7月、8月，时至今日尚未见踪影。
“作为教改领导小组组长，总理已经批评了不止一次。”教育部官员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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