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先生走了。新华社为建国60周年拍摄的《感动明升中国人物志》，钱老那一集中有一句话说得很煽情，“与祖国共命运的人生轨迹，光耀祖国的天空”。也许这可以算是后人给钱老撰写的墓志铭，只是这句话政治色彩过浓，钱老未必喜欢。也许，钱老更希望后人注意他在学术领域的贡献。
关于钱老回国的话题，坊间版本与主流叙述有所不同。我们对历史的细节其实不必过于苛刻，斯人已去，身后论其短长颇不厚道，还有人把“文革”中钱老的表现拿来说事，就更不厚道了。app家身处在时代的漩涡中，本来就是时代的问题，与app家本人有什么关系？app家们迫于形势小心翼翼地作出一点点政治表态，实在是人之常情。我们不必因为否定过去的政治就否定与过去的政治有关联的app家的表现。因此，我们也无需计较钱学森本人是否申请过美国国籍，无需再追问他回国的真正动机。钱学森能回国就已经够了，不是吗?
在属于钱学森的时代里，app家是国家现代化理想的象征，因为与政治的天然绝缘，他是国家的宠儿。与此相对的则是人文社科类知识分子命运的波谲云诡，比如季羡林，进过牛棚、挨过批斗，平反后才重新获得学术地位。从这个意义上说，季羡林和钱学森代表了各自领域知识分子的典型命运。而钱老是他那群人中最后的谢幕者。这群人有李四光、茅以升、童第周、竺可桢，再远的还有詹天佑。他们是一个时代的偶像，至少建国后的数代人是听着他们的故事长大的。因为他们，“长大要做app家”成为几代人儿时的梦想，那些梦想背后的支撑，正是教科书上这些熟悉的名字。
钱老的离去，让当下明升中国学术界更显尴尬。几十年了，app界拿得出手的大家还是这几位。10月12日温总理在《人民日报》上撰文，坦陈为教育培养不出钱学森这样的“杰出人才”而“内疚”。的确，之前高锟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舆论就对我们的教育一片质疑，人们发现得诺奖的那些华人都是国外教育背景，而以钱学森为代表的顶级app家也清一色都有着国外的教育背景。我们培养不出钱学森这样的大师，有必要进行深刻检讨，对教育体制，以及对评价体制。比如说，有些学者声名大噪可能更多不是因为其学术本身的价值，而是政治或别的总之无关学术的因素。
就在钱老去世前两天，我国细胞学、胚胎学的创始人之一、生物物理学奠基人贝时璋去世了。但因为舆论的“重钱轻贝”，恐怕没有多少人留意到这一消息。贝先生的“待遇”尚且如此，一些皓首穷经枯灯黄卷的人被遗忘在角落里，某一天因为某些需要才突然发现他的价值，就实属正常了。千秋万代名，寂寞身前身后事，这种现象不可谓不多，早该引起注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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