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亚平喜爱登山，他把科研的过程比作登山的路途，把科研的成就比作山顶的凉亭。张亚平喜欢高山上凉亭中“一览众山小”的感觉，也乐于享受登山途中的大汗淋漓。
［app时报 易蓉蓉报道］2003年11月，中科院院士增选结果揭晓，37岁的张亚平成为最年轻的中科院院士之一。
2002年6月，跟往常一样，张亚平依然在细胞与分子进化开放研究实验室中忙碌，远在万里之外的美国贝基基金会和保罗基金会授予他第三届国际“生物多样性领导奖”。这项专门针对生物多样性这一新兴领域设立的重要奖项，第一次授予一位亚洲学者。
2004年，张亚平获“生物app创新奖”。
在一系列荣誉面前，张亚平还是和从前一样，将荣誉归于实验室全体的努力，归于自己的运气好，“想做的许多工作都做出来了”，“我与老一代app家相比是非常幸运的，幸运地接受了系统的教育，幸运地进入科研殿堂并出国深造，幸运地得到院长特拨经费回国发展，幸运地伴随着国家和中科院的大发展而成长，幸运地当选院士……”
1986年，张亚平毕业于复旦大学生物系。因为他曾在国内著名的学术刊物上读到了施立明院士的学术论文，对施先生独到的观点、缜密的推理、精辟的论述极为敬佩，所以决定报考施立明的研究生。
他回到了素有“动物王国”和“植物王国”美誉的家乡——云南，选择了昆明市郊的明升中国app院昆明动物研究所，师从遗传学家、已故院士施立明先生从事动物遗传学研究。
当时，施立明领导的实验室已是国内动物染色体进化做得最好的实验室。
“我去的时候，施老师敏锐地感觉到世界分子遗传学的发展，他想在实验室开辟新的实验领域，因为我是学生物明升手机的，有着分子生物学方面的训练，他希望我在这个实验室开辟分子遗传学方面的研究。”张亚平说。
就这样，张亚平肩负着导师的信任与器重，从零做起。由于条件太有限，经费又少，起步十分艰难，甚至没有做DNA实验最基本和常用的微量移液枪，张亚平就用微量注射器和烧杯。若干个烧杯摆在那里，每取一次样品，需要通过逐级清洗的办法清洗微量注射器中的残留物。国产的紫外透射仪，首先需要解决拍照中灯管比DNA条带亮度更强的问题。
张亚平说：“我们先把猕猴的线粒体提取出来，再把里边的DNA纯化出来，然后用限制性酶进行分析，比较它的限制性片断长度多态性。计算不同物种间的亲缘关系。当时国内系统地做这方面工作的不多，我们有了新的起点。”用简陋的设备，张亚平完成了“猕猴属的线粒体DNA的多态性研究”。
张亚平回忆说：“当时条件有限，订分子生物学试剂所需要的时间常常以月为单位计算，整个条件都不配套，做实验较慢，实现一个目标不容易，需要动脑筋想办法。这段经历对我后来的研究发展很有帮助，很有价值！”
张亚平说：“施先生是严师，至今我都难忘先生的教诲，他告诫我说：搞这个行当是比较辛苦的，你如果做不到全身心投入，最好趁早换个行业。”
施先生一丝不苟，要求每个实验步骤都必须精确，每篇论文里的定义、推论甚至遣词造句都要反复推敲。“在施先生指导下写第一篇学术论文，按先生的要求修改论文，一遍不行再来一遍，七易其稿。当时还没有使用计算机，因此每次哪怕是一处微小的改动就得重新誊抄一遍，真的太麻烦了。而且我认为论文已经比较不错了，不必为了微小之处再改，但是施先生听后严厉地告诉我，做学问容不得半点疏忽和倦怠，而且别人好的建议必须认真对待，否则别人再也不会给你提建议。”张亚平说。
在导师的悉心指导下，他埋头工作，刻苦钻研，获得博士学位的同年即在Nature上发表文章，深受导师和同行的赞赏。
1992年，张亚平到美国圣地亚哥动物协会分子遗传学实验室做博士后研究。1994年，突然传来导师施立明院士因病逝世的噩耗，他领导的明升中国app院开放实验室“细胞与分子进化开放研究实验室”工作陷入了低谷。张亚平在生物多样性研究上有着自己的见解，又汲取了西方生物app研究的思想，自然成为实验室新舵手合适的人选。在这种情况下，张亚平继承导师遗志，毅然携家回到昆明，出任实验室主任。
在正式确定回国之前，为了获得回国工作的基本实验设备，张亚平想去北京拜访中科院领导。在中科院一些同志的帮助下，他幸运地得到了周光召院长的“10分钟”的接见机会。在某种意义上，这次面谈差不多决定了张亚平以后的科研道路。“以前没有拜见过任何大领导，感觉需要仰视的人，现在要面对面，很紧张。去见院长之前，我事先准备了一些有关的材料。”张亚平笑着描述，“没想到，尽管周院长是物理学专家，但问生物学的问题却很专业，立即拉近了距离，我很快就放松了。”惺惺相惜，原定10分钟的谈话大约持续了一个小时，在当时中科院经费十分紧张的情况下，周院长当即决定拨给张亚平15万美元。“15万美元，在当时我看来，简直是一个天文数字了！士为知己者死，我必须回国把工作做好！”张亚平说。
“人是要懂得知遇之恩的！对导师施立明院士如此，对周光召院长如此，对诸多帮助自己的前辈老师都是如此！我们的前辈们奠定了一个很好的科研基础和科研传统，我们是站在他们肩膀上的；而‘文革’造成了人才断档，需要年轻人快速成长接上前辈们的班，因此我们这代人非常幸运，虽然条件差一些，但机会却特别多。”张亚平表示。
1995年张亚平又回到昆明，蓄势待发，开始了他的新一轮起跑。他以真诚和热情团结带领同事们刻苦工作，很快使实验室走出低谷，在国家检查的排名中名次显著提升。
他带领的科研小组相继开展了一些重要的工作：深入研究灵长类、食肉类、兔形类和啮齿类的进化，在国际上建立了较为全面的熊超科分子系统树；探讨了亚洲人群的源流与迁移分化，证实全世界的狗具有相同的遗传基础起源于东亚，之后才逐渐扩散到世界各地；系统地研究了我国许多濒危和非濒危物种的遗传多样性，发现遗传多样性的缺乏与物种濒危之间没有必然的对应关系……这些工作有助于认识动物的遗传多样性与物种濒危的关系，为制订有效可行的保护计划提供了app依据；对动物基因和基因家族的进化研究，揭示了动物适应进化的一些遗传机制。
张亚平还在攀登当中，攀登的辛劳和沿途的美景让他感到美不胜收。
《app时报》 (2009-10-23 A1 明升要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