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年来，在薛元龙眼里，农村的每一片土地都蕴藏着无限的能量；农民，即便是大字不识几个的农民，都是财富的创造者。作为一名科技扶贫教授，寻找能够激发其潜力的途径是他义不容辞的责任，让自己带的研究生一起在广阔的农村寻求app的意蕴，更是他孜孜以求的目标。
薛元龙，扬州大学农村发展与信息技术系教授，1949年生于江苏省。1975年毕业后在江苏农学院（现为扬州大学农学院）任教，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长期在江苏农村开展科技扶贫工作，开创了一村一模式等农科教结合的新型扶贫方式，曾获得“科技兴农标兵”等一系列荣誉称号，是扬大长期坚持服务“三农”教师群体中的杰出代表。
教学感言：
培养研究生，应该采取农科教结合的方式，带着问题到农村去搞研究。
在建立于农村的实践基地里写毕业论文，和实验室培养大不一样。
搞农业研究，不能离开农业、农村、农民和土地。
成长与感恩的情结
说起薛元龙对农村的感情，从他的成长经历就可以看出来：薛元龙3岁丧母、4岁丧父，幼年时期就成为孤儿。他是由奶奶、姐姐和左邻右舍的乡亲们拉扯大的。上小学时，政府免除了他全部的学杂费。读中学时，了解到他的情况后，老师们都从自己有限的口粮中每人省一点，让他吃在食堂、住在学校。
带着父老乡亲的厚望，1972年，薛元龙被推荐上了大学——江苏农学院。当时，公社领导特意关照他，并表示，薛元龙从小没爹没娘，咱们就是他的亲人，不推荐他推荐谁？干部子女、关系户全部让路！
对于自己的成长，薛元龙始终铭记着相亲们给予自己的照顾，“我是吃‘百家饭’长大的，党和政府养育我付出了很多，我的心里总有一种感恩的情结。我入党那天，正是周恩来逝世一周年纪念日，当时我想，我有义务有责任回报社会。”
毕业后，薛元龙留在了学校。那时候，薛元龙也有自己的人生梦想，那就是教好书，评上职称，靠自己的努力让仍是农民的妻子和儿女也过上城里人一样幸福的日子。然而，梦想归梦想，一旦心中那时刻惦记着的乡情被点燃，他就会走上另外一条道路。
不怕乡亲不搭理
这样的道路，在薛元龙的人生里，似乎早已注定。1986年，学校在江苏省率先成立产学研联合体，要选派教师参与联合行动。听到这个消息，36岁的薛元龙报名参加，同年8月，受学校委派，他来到素有“苏北兰考”之称的响水县大有镇康庄村蹲点，进行为期一年的科技扶贫。
在这个人均年收入不足300元的村子，薛元龙感到肩上的担子异常沉重。原来，这个村虽然濒临黄海，但是自然条件十分艰苦，土地贫瘠，农业技术落后，农民文化水平不高，没有自来水，没有公交车，没有电话。而更让他感到失落的是，村民对他带来的“制种稻”缺乏信任。“他们觉得，一个城里人来走走过场又回去了，折腾的还不是我们老百姓！”
从农村走出来的薛元龙很理解村民的感受，但是，如何打开缺口，取得他们的信任呢？薛元龙从拉家常入手，逐户动员，最终在一年之后总算搞了一千亩杂交水稻制种试验田。那一年，薛元龙可谓呕心沥血，水稻生长的关键时刻，无论风雨，他都会去几十块水田巡视，有任何问题，他都要面对面地进行指导。到了收获的季节，试验田获得了大丰收——每亩收获稻种151公斤，而以前每亩只能收20多公斤。
当时的特困户于金发就是沾上了稻种的光。原先一家7口人住在3间破草房，而连续5年每年靠水稻制种收获1万余元之后，他家新建了6间瓦房。上梁那天，他在对联上写到：“翻身不忘共产党，致富多亏薛老师。”
回忆当初成功的经验，薛元龙却很谦虚：“本来就是农村长大的，当时就三条，去了就要吃得苦，扎根就要待得住，想推广就要累得起！”
到了1988年3月，完成扶贫任务的薛元龙已经返回学校，一天，他一出门却被一群乡亲堵住了。原来，听说他走了，村民们自己凑钱租了辆中巴车，选出9名代表，连夜赶到扬州，一定要请他回去。此情此景，让薛元龙内心难以平静，他请示学校领导后没几天就又返回了康庄村，一干就是4年。在他的带领下，康庄村的千亩试验田扩大到2000亩，参与范围由5个组扩大到7个组，经过前后5年的努力，全村人均收入由300元上升到1800多元，真正走上了脱贫致富的康庄大道。
每个村都有致富的诀窍
1990年，江苏省科委、开发局在响水县要搞“沿海盐碱土改良”综合试验示范基地建设和省农业资源综合开发一期项目，将该县老舍乡万亩实验区作为基地。薛元龙奉命前往，然而，临到老舍乡一看，却让他倒吸了一口冷气。原来，所谓的万亩实验区就是一片严重的盐碱洼地，俗话称之为“耕地一条线，耙地像炒面，出苗一汪水，越长越见鬼”。
但是，任务和乡情却容不得薛元龙倒退，他每天花上十几个小时搞调查，终于跑遍了实验区的每一块土地。调查后他决定，引进国外先进的暗道排渍降盐法。然后带领村民们一起干活，“我走得比他们早，干活就不用说了”。看着薛元龙拼命，村民也向前冲。7年后，1.5万亩盐碱地长出了稻谷，村民的人均收入由原来的1100元增加到2900元。
1997年，薛元龙告别了占去他青春和壮年11年时光的响水县。回到学校，本可以把众多实践积累转化为论文，然后继续晋职，享受一下生活。可是，他又一次与同事一起组队，开向了新的战场。
要知道，那时候作为推广人员，职称评定相当困难，而薛元龙长期在农村，论文、外语成为短板，直到1994年才由学校特殊照顾，解决了他的“聘用制副教授”的名义职称，而他的同事已是教授、博导了。
这一次，薛元龙回到了他的出生地——扬州高邮市司徒镇，承担国家农业综合开发高新科技示范项目。在司徒镇，他调整种植结构，建起反季节蔬菜大棚，搞特种水产养殖，改良高邮麻鸭、苏泰猪；他走明升化之路，引进国外良种奶牛办起奶牛场，带领当地农民建立万亩稻麦良种繁育基地。7年开发之后，到2003年，该镇人均收入由3500元上升到4500元。
如今，薛元龙走过的乡村已经不好计算了，但是，每到一个村子，他总有办法让村民们富裕起来。在他的眼里，没有富不起来的村子，没有学不好技能的村民，更没有想不到的办法。
薛元龙表示，以往的经验是基层干部起带头作用，现在的市场经济形势下，已经转变成为现代农业企业、科研基地、村民相结合的模式。在这个模式下，三者形成相互捆绑的利益群体。他举例，以粮食紧张来说，一个村子可以将现有的土地进行规模化、app化、立体化、环保化的利用。如在耕地上种植杨树，在树苗小的时候种植粮食和食用草，粮食可以解决生计问题，草可以用于养殖业（如养鹅），养殖业的粪肥又可以还田。这样，在循环经济的模式下，粮食、短期经济效益、长远经济效益以及环保问题都可以得到有效的解决。
薛元龙认为，在农村，只要积极思考，采取多种方式，形成不同的模式，因地理、村子、乡镇的不同情况而开展不同的科技扶贫，一定会有成效。“一定要让农民尝到甜头，让他们知道技术才是靠山，把这种意识渗透到他们中间，那时候，不是我们去找农民推广，而是他们主动找上门来问我们要技术和办法！”
如今，薛元龙带着自己的研究生在联合建立的基地里奔波。“我一般都会告诉想考我的研究生的学生，在我这里读研，就跟当农民差不多，毕业论文是写在田间地头的，那是一块大有作为的天地，也是一个要吃苦耐劳的地方。愿不愿意去，自己一定要考虑清楚！”
《app时报》 (2009-1-20 B3 综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