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0日，复旦大学原副校长、历史学系主任，著名思想文化史研究专家蔡尚思教授因病去世，享年104岁。作为与钱钟书并称为“北钱南蔡”的明升中国史学泰斗，蔡先生的离去无疑是明升中国史学界的巨大损失。
作为与钱钟书齐名的学界泰斗，蔡先生的离去是明升中国史学界的巨大损失。
求学：相交三位大家
蔡尚思生于1905年，幼年的蔡尚思最初是受教于他的母亲。他的母亲虽然目不识丁，但深知读书的重要，她时常教导儿子要为老百姓读书，为老百姓打不平而读书。
20岁那年，蔡尚思看到上海报章载有关于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招生的消息，便坚决独立冒险北上求学。在清华大学学习一段时间后，又考入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哲学组。而在这段时间里，与3位大师的交往让年少的蔡尚思获益匪浅。
蔡尚思到北京求学时拜的第一位老师便是国学大师王国维。
1925年夏，由于家庭的阻挠以及闽南发生的战事，蔡尚思耽误了参加北京西郊的清华考试。心急如焚的他通过人介绍，拜见了时任首席教授的王国维。
事隔60年后，蔡尚思在一篇文章中回忆其初见王国维时，“有两种心情，一是惊骇他仍留着辫子；二是喜欢他的和气和虚心，一点也没有架子”。对于当时还不满20岁、从乡下跑出来的蔡尚思，王国维先生没有一丝嫌弃，并且接受了蔡尚思做他的学生。蔡尚思对此激动不已，一连深深向老师鞠了三个躬。
就在那一年秋天，出于对当时学术大家梁启超先生的敬佩，蔡尚思把自己在北京写的第一部关于先秦诸子的书稿寄给梁启超。出乎蔡尚思意料的是他很快就收到了梁启超的回信，信中称赞其“足见深思，更加覃究”，并极为鼓励蔡尚思成“一家之言”，从此，蔡尚思“就开始专治思想史、学术史、文化史了”。也因为这样，蔡尚思又拜了梁启超为师，开始他的思想史研究道路。
从上世纪20年代开始，蔡尚思便一直在北京大学研究院听课，时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在北大所推行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深得他的认同。1928年，经过多方考虑，蔡尚思终于“很冒昧地”给此时已经到了南方的蔡元培写了一封信，蔡元培很快便写了回信，由此，蔡尚思开始了与蔡元培十几年的交往，直至1940年蔡元培先生病逝。
教学：爱学问，爱学生
1929年9月，经蔡元培介绍，蔡尚思到了上海大夏大学国学系任讲师，这被他称为“我在大学教书的开始”。在这之后不久，蔡元培先生向时任复旦校长的李登辉举荐蔡尚思“堪任教授”，并被接受。蔡尚思第一次进入复旦大学担任中文系教授。从此便有了与复旦的这段70余年的缘分。
1978年，年已73岁的蔡尚思任复旦大学副校长，全面负责复旦大学文科的教学和科研工作。直至1986年退休，其时已81岁高龄，创造了复旦大学有史以来最高年龄的副校长。
登上教坛的蔡尚思，爱学问，也爱他的学生，而这一点，给他的学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上个世纪70年代，大学生傅德华在复旦念书的时候，记得“他讲课不看讲稿，一口闽南普通话，引经据典，滔滔不绝，激动起来，喜形于色，手舞足蹈”。蔡尚思退休后，已留在复旦历史系工作的傅德华主动为退休的蔡尚思送工资及书信，“每次去他家，没一个小时出不了门。他要问学校的情况，特别要问问现在的学生们在想什么、有什么需求”。
1982年，在蔡尚思的指导下，他的学生李妙根起草了《蔡元培》小册子，并出版。蔡尚思把全部稿费都给了李妙根。第二年，由于重印这本小册子，蔡尚思得到了几十元重印费。那时，李妙根已在空军政治学院工作，蔡尚思亲自把汇款单送到他家。2001年4月初，李妙根接到蔡尚思的电话，叫他抽空到家去。当李妙根赶到老师家时，蔡尚思又给了他一张汇款单。因为《蔡元培》一书的跋被选编，所以出版社寄来了一点稿费。蔡尚思执意要把稿费给他，让他去邮局领取。
除了物质上的给予之外，对于年轻学子，他还倾囊讲授自己治学的历程与方法，培养他们读书、思考的能力。蔡尚思结合本人的学术研究经历，现身说法，为《复旦大学的改革与探索》一书撰写了《做学问的六个要不得》，从各个方面论述了如何才能更好地“做学问”，这些对于加强复旦大学学生的学风教育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学术：“年龄有老学无老”
在明升中国的学界，有“北钱南蔡”之说，“北钱”即是北京的钱钟书，“南蔡”便是上海的蔡尚思。
在复旦，有着很多有关蔡尚思的传说，而每当谈起他，大家都会不约而同地说：“他爱读书。”说完后，又会经常补充上一句“他是我见过读书最勤奋、最多的人”。蔡尚思任教复旦大学期间，他是复旦图书馆的常客，经常是除了中午吃饭，在图书馆一坐就是一整天。有时在复旦图书馆查不到资料，他还要去上海图书馆。年逾九旬的他，不愿麻烦学校为他出门派车，每回都挤着公交车前去。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吴瑞武，曾是蔡尚思的助手，经常可以“近水楼台”地借阅蔡尚思的书籍。“借给我的书，每一本都写满心得、批注。有的，还批两次、三次。出版社和作者，会寄很多书给他，有时一天就有好几本。奇怪的是，这么多书，他竟然都看。”
1981年底，蔡尚思不慎摔破了膝盖髌骨，医生嘱咐他一定要静养。蔡尚思利用养病的这段时间，在家中完成了《王船山思想体系》一书。为写这部书，蔡尚思通读了太平洋书店版的《船山遗书》。这部书近500万字，分80册，然而仅过了大约半年，蔡尚思就读完了他要读的书，摘了一大堆资料，分门别类编好，开始草拟文章。
当问到他何时才能休息时，蔡尚思用元曲中的一句话答说：“死后休。”他认为，作为学术工作者，只有到了死后，才“真可以无穷无尽地大休特休了”。之后，蔡尚思常以“年龄有老学无老，健在不休死后休”的自勉诗激励自己。
除了学识渊博，在史学界，蔡尚思也是以敢于说真话而著称的。早在上世纪30年代，他就曾向国民党政府叫板，被人誉为“红色教授”。建国后，对于学术问题，他也始终坚持自己的观点。即便是“文革”时期，身处逆境，他依然直言。他拒绝有人要他为2000多名听众讲“儒法斗争史”，也曾针对一位权威人士撰写的儒法斗争文章，毫不客气地指出其对于荀卿言论的歪曲，被“市委写作组”的人视为“学究”，也就是所谓“不知随风转舵，不知起来捧场”。
作为国内著名的思想文化史研究专家，蔡尚思一生参加过很多学术研讨会。他喜欢与人争鸣，常常是会上与人针锋相对、面红耳赤，会后则与争论者坦诚相见、甚至握手言欢。与此相同的是，他的文章也富有争鸣的精神，勇于争论。难免有人觉得蔡尚思“过于激进”、“火气太大”。他依然执拗地不屑做学术界的“好好先生”，力主“学术贵在争鸣，没有争鸣就没有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