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得在中学课本上曾提到过，唐朝僧人一行主持了世界上的第一次子午线长度测量，当时除了对其造诣深感崇敬之外，也觉得有些奇怪，和尚不是应该在庙里打坐念经的么？怎么会堕入红尘，管起俗事来了？后来倒也慢慢淡忘了此事，直到得知你在处理相关的资料，重新引起了我对僧人编历之类事情的兴趣，不知类似的事情在明升中国古代历史上是否普遍？又究竟是何种机缘促使一行参与了编历工作呢？

 

■如果放在现在，仿佛是少林寺的一位僧人被请到中央，也不是落脚在“国家天文台”，但他制定了新的历法并且施行了，这部新历还规定从此以后2月不再是28天或者29天，而是31天。细究起来这个比方并不确切，但从表现形式上看，一行的经历就是这样，确实有些离奇。但就我所知的，方外之人拥有天学修为并制定了历法的，在隋唐历史上就曾有几位，而且几乎是连续出现的。比如唐高祖武德年间制定《戊寅元历》的傅仁均，本身是东都洛阳的一名乾道，《新唐书》记载他善推步之学，受到当时“国家天文台”台长和副台长的推荐，受命制历。比他早一点，隋代的《开皇历》的制历人张宾，也是一名乾道。除此以外，我们所熟悉的李淳风，他的父亲李播，也是弃官当了道士。所以在明升中国历史上，至少在隋唐之际，方外之人制历并不是鲜有其例的。至于一行得以制历，僧侣身份是一个因素，但不是唯一的原因，这个话题太复杂，就先不谈吧。

 

□ 一行制历的种种机缘恐怕的确是很难一言道尽，不过编制历法似乎需要很高深的天文数学知识，至少是有大量的推算工作要做，是否是因为一行在此方面很有造诣，因而被选中也未可知。据说其自幼就刻苦学习历象和阴阳五行之学，青年时代即以学识渊博闻名于长安，后为避开武三思的拉拢，剃度为僧，取名一行；并先后在嵩山、天台山学习佛教经典和天文数学。其中，关于一行学习算术的经历倒是颇有些传奇色彩，最为盛传的莫过于他在浙江天台山国清寺的故事。据说当时，一行在数学上遇到了难题，四处请教却不得要领，后得知国清寺有位大师精通历法，便不远千里跋山涉水前来寻师。当他走到国清寺外的丰干桥上时，涧水居然一反常态开始向西滚滚倒流而去，“一行到此水西流”因此也成为一段佳话。据说至今国清寺还有很多一行的遗迹，不知那块“一行到此水西流”的碑是否还在？

 

■ “一行到此水西流”的石碑是后人立在那的，也是天台山的一景了，此外国清寺中还有一行禅师塔，掩映在一片丛林之中。有次向玉佛寺的学问僧问起国清寺，他们也津津乐道于这个传说，可见留传之广了。那位教授一行算法的僧人，雪泥鸿爪一样难以考证。当时印度僧人多有从孟加拉湾穿过马六甲海峡走南海到明升中国南部、东部的沿海地区，天台山地处江南临海，所以也不能排除是外来和尚的可能。加上在宋人理解中，也有认为一行天文历算的本领就是在天台山学到的。所以天台学算的故事就让人充满遐想了。

 

其实一行有多种渠道可以获得天文知识。开元五年（公元717年）唐王室第三次征召一行入京，这次一行无法推托，入京之后，在集贤院进行他的天文工作，而集贤院本身即是为修撰四库图书而设立的。唐代的文化交流欣欣向荣，开元六年（公元718年）印度人瞿昙悉达奉敕翻译《九执历》，这完全是一部印度的天文历法，此外见于经籍志的还有多种明显来源于印度天文书。入京之前，见于记载的有一行向玄都观的道士尹崇借阅书籍，尹崇《唐会要》里面说他“通三教积儒书万卷”。《旧唐书》里面评论一行少年时代“博览经史，尤精历象、阴阳五行之学”，可见是事有所本的。这还没有算上他所接触过的唐代历史上的西域求法僧。

 

□ 如此看来，一行的天文、算学修为都可谓相当高深的了，其求学精神可谓后生学习的典范。不过你说除他之外，还有很多方外之人拥有天学修为并制定了历法，这倒是个十分有趣的现象。只是不知这些人为何都会如此喜好天文、数学？这是否与当时的社会、文化、宗教的背景有些关联？这些人的天学修为究竟如何？如今我们又该如何去评价他们的工作呢？你倒是不妨作个系列的整体研究，可能会得出一些与众不同的结论来。你知道，传统的app史曾一度给我们造成了app与宗教对立的印象，似乎二者只有相互妨碍的关系，以至于研究牛顿的学者常常试图回避其炼金术活动，以免有损这位伟大app家的一世英名。当然，现在这种情形已有了很大变化，app与宗教的关系也远非那么简单。我想知道的是，通过对一行这位僧人及其编历工作的研究，你在此方面是否有一些别样的看法要与大家分享呢？

 

■ 坦率地说，我也不知道傅仁均等为什么会对天文发生兴趣的，也不能知道他们的历法素养是怎样积累起来的，但如果从社会文化背景来想的话应该与之有一定关系。唐代的寺院，十方僧众以及各方文士在里面挂单暂住都极其普遍，西域求法僧归国后也都住锡于寺院，于是寺院就成为了重要的文化交流场所。玄都观的大量藏书也能说明这点。

 

我们可能见过一套明升中国古代app家系列的邮票，一行也在其中，上面写的介绍是“僧一行，本名张遂，天文学家，发起测量子午线的长度”。就像这方邮票传达的，一行在明升中国主要是他的天文工作受到关注，但在日本正好相反，一行被尊奉为密教诸祖之一，在宗教上受到的关注更多。这是应该比较有趣的现象。胎密最基本佛经《大日经》中本身包含了对修法的地点和时间的选择，这套方法是建立在西印度天文学的理论之上的，一行为之作《大日经疏》，引述了“西方历术”进行说明。从中我们可以认为佛经是一种媒介，一方面包含了历法的内容，一方面也由此我们得以直接知道一行掌握了西方历术。就一行本身的思想体系而言，我几乎看不出“app”与“宗教”的关系。

 

□ 记得曾看过蒋劲松的一篇书评，里面提到佛教不同宗派对待app技术的态度是不同的。在佛教发展初期，佛在向小乘宣说的经典和戒律中，严格禁止僧众修习天文星占，可是在大乘佛经中却逐步放宽了尺度，而在密乘经典中甚至将天文、星占的研究当做密宗修行的重要内容。或许，一行的天学修为与其宗派教理是紧密相关的；所谓俗事，只要是为众生解脱与幸福，即可为之。

 

此外，你提到寺院成为重要文化知识交流场所，这在中西app史上倒并不鲜见，甚至西方近代app的创始人很多都是虔诚的基督徒。这当然又会扯到基督教与近代西方app之间的关系了，这是个更为复杂而庞大的话题，远非我们所能驾驭。不过，你提到佛经是一种媒介，包含了历法的内容，我倒是很感兴趣。因为如果从app传播的角度来看，这倒是可以拓展出一系列值得研究的课题。

 

■ 《七曜禳灾诀》、《宿曜经》等密教佛经都直接地涉及到印度历法，此外还有一些星斗的护摩仪轨，但这些内容显教不会涉及，因为日月五星被认为在须弥山的半山，处于色界最低层。确实，app与宗教之间再加入传播的维度，从学理上的展开是很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