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大学学费，全国政协委员、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张济顺教授表示，在现在的情况下，从教育成本的概念来说，所收学费并不高，但是考虑到社会收入、生活水平以及地区差异，要普遍提高大学学费是不现实、不可行的，那样会影响教育公平。当然，随着物价的上涨，比如生活必需品的调价，学费的调整也具有合理性。但鉴于目前的情况，学费上涨还不是时机，即使要涨，也只能是缓涨，而不是大步跨越。

 

而对于大学生信贷问题，张济顺委员表示，这已经进入了一个良性的轨道，虽然银行呆坏账情况依然存在，但数量减少了。其中，除了学生的还款能力外，还有诚信问题、道德问题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从辅导员到大学党委副书记、书记，张济顺从事了十几年的学生工作，经历了学生贷款从无到有，贷款额度从小到大的历程。

 

她表示，以前用行政手段保证学生还款效果还可以，比如以毕业文凭作抵押等。但现在不可能依靠这个手段，现在贷款体系比较成熟，政府应该通过金融机构来建立学生信用贷款体系，银行与学生之间直接建立了信贷关系，学校担保。当然，学生按照规定按时还款最好，倘若没有，那学生会留下不良信用记录，在社会生活中会遭遇很多困难，这样能有效促进学生在毕业以后按时还贷。

 

全国政协委员、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韦苇教授表示，对于一些公办院校，如果没有教育部强有力的支持，仅靠学校和学生的学费来说，学校费用并不很宽裕。平心而论，学校不会通过本科阶段所收的学费而赚钱。但对于提高学费的意见，她表示不同意。在她看来，现在的学费已经让老百姓叫苦连天。所以，学费决不能再涨，反而国家还应加大投入。比如贫困学生的补助等。

 

韦苇委员表示，在中小学，国家已经加大投入，甚至有人提出高中免费，所以，对于来自农村、低保家庭的学生可以考虑享受助学金待遇，助学金、奖学金要加强，因为目前我国的国力和经济发展水平已经能够承受。当然，在目前高等教育已经趋于大众化的情况下，家长负担一部分是应该的，但国家应该出大部分费用。

 

全国政协委员、民盟中央副主席、明升中国app院院士、厦门大学教授郑兰荪表示，大学学费涨价说也并非没有道理，但是没有具体的操作性。比如贫困生的认定，什么样的学生才是贫困生？目前我国各阶层分布非常复杂，这使得贫困家庭和贫困生的认定有一定难度，一些实际上家庭并不贫困的学生也可能拿到补贴或助学贷款，不一定能保证资助款项真正用到贫困学生身上，也是这种方案难以实行的原因。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交通大学王玉凤教授表示，学费不应该再涨。她认为，对一些经济条件好的家庭来说，现在的学费并不高，但对于多数人来说，负担实际上已经不轻。不过，王玉凤也表示，实际上大学学费维持现在的水平就已经是下降了，因为随着收入的增加，大学学费也有一段时间维持不变了。

 

对于大学生的贷款问题，王玉凤委员则表示，重要的不是如何解决贷款或者是资助的问题。在她接触的一些经济困难的学生中，真正有一些勤工助学的岗位提供给他们才重要。

 

因为有的贫困生在资助中不知不觉产生了依赖思想，更有极少数的贫困生拿到资助以后挥霍，这样的学生虽然是极少数，但影响很坏。所以，在王玉凤看来，学校尽可能地设立一些勤工助学岗位，培养学生自主独立的精神是最重要的，让学生在劳动中既能收获知识，又能有一定的收入，才是最好的办法。

 

 

 

郑兰荪曾经在全国政协会议上两次提案反对研究生收费，基于他在明升手机学科的教学与科研经验，提出基础学科本身就不吸引研究生，国家应该想办法鼓励学生就读，如果采取收费的办法对此会起到相反的作用。相反的是，理app生在国外更容易申请到奖学金，因此这些年我国实际上流失了很多基础学科的研究人才。

 

目前有研究生院的高校纷纷进行研究生教育机制改革，基本上还是每个学校的自主行为，制订出的政策也各有不同。郑兰荪介绍了厦门大学研究生改革的一些措施，学校把原先作为研究生助学金的资金改为奖学金，学校仍然保证并且增加研究生培养费用的投入，学习努力、成绩突出的学生会通过奖学金，获得相当于甚至高于改革之前的公费研究生的待遇，而且奖学金每年一评，可以促使研究生努力学习与工作。这种把奖学金分配变得更加灵活和贴近实际、学生的负担也没有加重的改革措施还是不错的。对于基础学科的研究生来讲，还是要多支持和鼓励。

 

郑兰荪还认为，实施类似的改革措施还要注意科研经费的分配问题，科研需要经费无可厚非，但是目前我国科研资源的分配并不完全公平，不少老师把许多精力用于跑课题、跑经费而不是搞科研。如果研究生培养的经费全部来自于教师的科研经费，就有可能加重这样的问题，这是需要警惕的。在研究生培养方面，应该保证学生的基本需求，然后再由教师根据学生的表现进一步补贴，鼓励好学生作深入的研究，这样的方式更适合研究生的培养特点。

 

韦苇委员认为，一些学科的硕士生从三年制改为两年制，是失败的。一些高校没有仔细研究学制的标准，有些甚至只是主观地将一些“冷门”专业改为两年制。例如把理论学科改成了两年制，但是招生时又是一级学科招生。她以所教授的经济思想史为例，由于属于多学科交叉，课程要求知识水平非常高。但在现在的研究生考试中，一般又不涉及经济思想史的内容，很多学生也不了解，原来学习别的专业的学生，甚至是些原本学经济学的学生进来后都没有任何基础，进来后第一年只能学一些学位课和外语，紧接着第二年就要写论文，根本没有时间学习专业课，甚至连开题手机版都不会写，这不但为难他们，也为难老师。在很多老师看来，大家都不满意两年制，主要是这种安排没有给学生留出学习专业课的时间。

 

因此，韦苇委员表示，研究生的课程改革应该因专业而异，最短也需要两年半的时间，目前第一年多为一些学位课，至少应该留出半年的时间让他们学习专业课，加之写论文找工作的时间，至少需要两年半，否则导师要么完不成任务，要么只能马马虎虎“糊弄”学生，培养效果就大打折扣了。如果非要压缩不可，她认为只有本硕连读或硕博连读才可以适当压缩。因为学生本身就是尖子生，课程体系打通以后，不重复授课，才有压缩的空间。

 

张济顺委员表示，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试点以来，主要出发点是个人与导师、学校都要分担一些研究生培养成本，让研究生知道学得好才可能得到资助。同时，在学期间，研究生还要参与导师的研究项目，以及靠自己的劳动收获来完成学业。这样的机制，方向是对的，但实施过程当中也有一些问题，如导师是否有项目、文理科不平衡等，都需要加以研究和改进。

 

张济顺委员建议，要大力发展各种来自社会的奖学金和研究资助基金，目前这种社会的资助太少。而设立这些资助研究生的基金会，也是对国家奖学金的一种补充。

 

王玉凤委员表示，目前的研究生质量下滑和扩招有一定的联系。由于扩招，相当一部分本科生在大学期间就瞄准考研的目标，对考研科目花费了很大的精力，但总体素质并不高。这样的学生，在读研期间，其水平和素质就会有所欠缺，而读研期间要想再弥补又不大可能。同时，也和导师的责任心、指导水平等密切相关。所以，她认为，研究生教育改革的问题是多方面的，并不仅仅是如何培养的问题。

 

 

郑兰荪认为，如果说前几年还只是有这种趋势的话，那么现在在高校已经完全行政化了，这是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比如，在高校里，院长、系主任应当不是一个官员，只是一个服务职位，当院长意味着要牺牲自己更多的教学科研时间来为老师服务，有的学校还有轮流担任院长、系主任的惯例，原因就是如此。现在情况就有变化了，比如学院院长对应处级、副院长对应副处级等等，学术职位演变为行政级别，大学也由教学科研机构变成一个行政机关。原先大学老师可以直接到地方挂职，为地方服务，现在如果在地方挂一个处级的行政职务，那么必须要求这位老师在学校里担任过相应职务。

 

郑兰荪认为，大学作为一个教学科研机构，评价老师必须依据学术标准，而不是职务的高低，如果反其道行之则是很荒谬的。要解决这样的问题，从主管部门来讲，首先不应该按照行政管理的模式来管理大学。此外，目前社会上的官本位风气也影响到了大学，必须要转变这个观念，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简单地把行政管理的习惯和说法在大学中套用。

 

韦苇委员告诉记者，高校行政化也是这几年的政协会议上大家议论较多的。尽管教授收入提高了，但还是有人宁肯不当教授也要当处长，有些学者甚至“奋斗”一个“双肩挎”的行政职务，然后享受待遇。

 

不过，对于教授治校的观点，韦苇委员也表示，教授治校需要的是学术治校，而不是各方面的管理，可以在学校发展、学术建设等方面进行把关，让校长能够听教授的意见就可以了，至于一般的行政事务，还是需要一支管理队伍。

 

王玉凤委员表示，对于行政管理中出现的问题不能一概而论。她认为，对于一些长期脱离一线教学的管理人员来说，有可能产生官僚作风，管得过严会制约教学。比如现在的工资改革、教授评级等，往往用一个标准或者一张表格来衡量所有的教师，事实上没有兼顾到个性化。（原题《高教改革步履维艰》，载于《app时报》2008年3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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