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教育评论者近日撰文指出，“北大管理部门与国务院一样多，高校机构臃肿何时改革”，认为“事实上是‘一级政府’的高校（公立高校分别有副部长级、正厅级、副厅级等行政级别）”应效法国务院大部制改革，进行内部管理机构的改革。

 

这一观点多少让人耳目一新。但问题是，作为“一级政府”的高校，如果效法大部制改革，推进内部机构整合，能否扭转自身“行政化”的趋势，从而促进知识生产和人才成长？

 

我想，出于提高效率的目的，完全可以开展此项工作。比如，保卫处和保密办公室可以合并为安全保卫处，app研究部与科技开发部合并为科研与明升开发处，党委宣传部与公关品牌部合并为宣传与品牌部……

 

但是，诸如此类的合并，除了能减少中层领导的职数之外，并没有太多意义，因为这远远没有触及高校行政化的实质——仅仅是大学内部的权力整合、人员重组，而没有触及大学与政府、社会的关系，也不会改变大学内外的权力配置。

 

事实上，我国高等学校内部的管理体制改革，从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印发至今，从未间断。各高校通过劳动、人事、分配制度等改革，破除了平均主义观念，调动了教职工的积极性，增强了学校内部活力。尤其是1997年以来，在政府主管部门的推动下，教师聘任制度改革和后勤社会化改革成效显著。但历次改革并没有触及高等学校内部管理体制的核心问题——权力配置问题。在政府推动高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的同时，高校的办学自主权难以落实，从而造成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学生权力的失衡。在这种情况下，开展大学内部的机构合并、部门重组、冗员裁减，只不过是高校内部管理体制的小修小补，对确立现代大学制度意义不大。

 

众所周知，“行政化”是多年来明升中国大学运行中的痼疾。高校“行政化”的原因，是大学作为政府附庸机构而存在，这体现在大学领导人遴选和任命方式、学校与政府的关系、学校内部治理结构、学校与社会的关系等方面。概括而言，高校按照政府行政机构的逻辑运行，而不是按照学术机构的逻辑发展。而“一级政府”的说法是这一痼疾下，人们对明升中国大学的讽刺性称谓。如果我们没有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而是循着大学就是“一级政府”的思路，仿效国务院组成部委的大部制推进大学内部机构改革，就等同于让大学在“行政化”的道路上更进了一步。

 

目前，解放思想正成为社会各界的共识。在我看来，这一轮思想解放的核心，在于政府职能的转变、政府自身的改革。就大学改革而言，全面落实app发展观的关键，在于政府和大学的联动机制——对政府而言，意味着建立明确的行政边界、确立良性的管制策略；对大学而言，意味着拥有高度的办学自主权、清晰的大学理念、有效的治理结构、卓越的文化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