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相信，葛剑雄教授此刻肯定是感到非常郁闷，或者确切地说，是感到非常委屈：“我不明白，项目要耗资300亿的说法一是山东那位政协委员在大会上说的，并有正式文本；一是一位身份很高的人在手机版发布会上说了又由主流媒体传播的，而我与我的方案上从来没有提过，我不明白，为什么大家不去找他们俩却要盯住我？”（详见葛剑雄《我不在乎当炮手还是炮灰，该讲的话会永远讲下去》）

 

我相信，在“中华文化标志城”问题上，确实有比葛剑雄教授更加需要关注的问题：比如山东济宁市长“肯定要建”的气势——我们需要追问，在整个项目的公共决策过程中，究竟是哪个环节让市长可以罔顾程序而有不管怎样项目肯定要上马的张狂？

 

又比如，那份作为该工程必要性app性象征的所谓“69名院士签名倡议书”——参与“签名”倡议书的明升中国工程院院士何镜堂称：“时间太长，记不清楚——可能是口头答应，好像是当时有领导……”——究竟是领导觉得该工程很有“必要”还是院士们觉得有必要而作出的倡议？

 

同样被指为中华文化标志城专家、顾问的北京大学景观设计学研究院俞孔坚教授则已在媒体上发表严正声明否认自己曾在该倡议书上签名，并批评该工程欺世盗名。

 

事实至此已经再明显不过了，所谓的“69名院士倡议”肯定存在一定的“炮制”成分，目的不过借助院士的名义来骗取对该项目拥有审批权力的领导的支持。

 

葛剑雄教授既然不在乎自己是否“炮手”，那么我倒建议葛教授再当一回“炮手”：以全国政协委员的身份提议，对那份所谓“69名院士倡议书”进行彻查，并向公众公布事实真相，如果确属欺上瞒下，应向公众道歉并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毕竟，如果是在一个热衷于造假的地方去建一座中华文化标志城，那未免太过滑稽了。这不是什么中华文化的标志，而是中华文化的耻辱。

 

本来，中华文化标志城该不该建、该如何建等问题，都可以讨论。但是，如果想靠先斩后奏、瞒天过海来达到目的，那么这种讨论已经明显缺乏前提和必要了。一个人在不知情时当了别人的“棋子”，这大概可以体谅；对于那些如此迫不及待愿意充当涉嫌造假者“炮灰”的人，我看，要么不是固执得有点天真，要么就是别有用心。

 

葛教授以自己作为复旦大学职工为由，称自己有义务来完成学校已经承担的项目。我认为，这一点才是葛教授在这次争议中最让人失望之所在。以执行命令的名义来为自己行为的合理性辩护，这是许多人常用的逻辑，但这并不符合公众一贯以来对葛教授的印象，毕竟在公众心目中，葛教授还是多多少少寄托了公众对“公共知识分子”企求的梦想的。关于这一点，我相信葛教授能从不少评价他的文章中体会到舆论的用心良苦。

 

最后，请教葛教授一件往事：柏林墙倒塌之后，那些曾经在柏林墙上执行命令枪杀“越境者”（从东德逃往西德）的东德边防官兵最终被审判有罪，不知作为历史学者的葛教授会怎样看待这个审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