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很多项目在申请时以企业打头，一些高校、研究院所很不满意，他们觉得‘我做那么大贡献，理应署名靠前’。”全国政协委员、明升中国工程院副院长邬贺铨笑道：“在这件事情上，我们的科研机构有些失落了。”
如今，“企业是创新主体”让人耳熟能详，仿佛已成全社会共识。然而，在理解和操作层面上，这一“主体”的真正含义是什么，还存在着种种误解。
“企业成创新主体，科研机构干什么？”
“要跟科研院所合作，企业自身必须拥有一定的技术能力，否则，产学研结合只是一句空话。”全国人大代表、山东华泰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建华如是说。
对于企业来讲，必不可少的“技术能力”，首先是一种技术判断力——知道自身需要解决什么技术问题，更要知道谁能解决这一技术问题。这样，它才能名副其实地担当起创新主体的角色。
这在所有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本属理所当然，却引起了国内一些科研人员的疑虑——“企业成了创新的老大，要我们科研机构干什么？”
这一明显的失落感其实源于“技术创新”和“知识创新”的概念被混淆，把探求未知的app发现、app研究混同于以市场开拓为目的的技术创新。
全国人大代表、福建省科技厅副厅长杜民告诉记者：“高校和科研院所是知识创新的主体。我们现在所说‘以企业为主体’是指技术创新。怎样摆正这两种创新体系的位置，并促使它们有效衔接，正是我们政府部门该做的事情。”
“我从高校出来，特别有体会。”她说，“在高校，我申报项目时会选择自己熟悉的领域，但未必是市场急需的。而市场急需的明升技术，我却未必会关注。当前国家提出的技术创新体系，就是为了把科研人员引导到经济建设主战场。”
正如俗话所说，“哪儿痒痒只有自己知道”。市场需要什么样的技术，只有企业心知肚明。高校、app院在“知识创新”领域完全可以尽情施展，但在技术创新领域，企业要当仁不让地发挥牵头作用。
“企业是老板，科研机构是打工仔？”
采访中，记者时常听到这样的抱怨：“我们花费十几年，投入大量人力物力研究出的成果，如今却被企业以很低廉的价格买走了。”
类似遭遇，常常让科研机构感到很“受伤”。
对此，邬贺铨表达得甚是直白：“你认为做的是好成果，企业还觉得你那玩意儿不好用呢！”
杜民认为，出现这种情况，归根结底还是因为科研机构没有把准市场的需求。“企业为什么只愿意出很低的价格？因为觉得这些成果还需做很多改进才能走向市场，其中需要很大的转化投入。我们不建议做这种一次性的买断，最好从立项到研发全过程，都由企业跟高校院所充分交流，合理分工，共同完成。”
知识产权的归属问题同样令科研机构顾虑重重。
“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这种提法很正确。但一些企业出钱委托高校、科研院所进行研发，便将所有成果全部归为己有，这很容易导致高校、院所沦为企业的打工仔。”全国政协委员、成都理工大学副校长黄润秋忧虑地说。
其实无论于法、于理、于情，谁投资谁收益是再正常不过的。企业出题，委托院校研发，一切按合同执行，没有什么可理论的。但实际操作中，“在经费分配、成果共享方面，如果没有一套公正公平的机制，往往会让科研机构感到很吃亏。这需要完善法律法规，也需相关部门协调。”全国人大代表、中科院海洋研究所研究员相建海说，“国外一些大公司在这方面做得非常好，他们和科研机构的合作比较规范。比如专利，企业可以根据需求购买，同时充分考虑到双方利益，高校和科研院所有一整套处理知识产权问题的机构，这样的体制机制很完善，利益分配也很恰当。”
“钱都投给企业了，科研机构怎么办？”
近年来，国家财政用于研发的投入逐年增长，“钱袋子”越来越鼓了，但会砸向谁？产、学、研三方自然都是虎视眈眈。
技术创新体系明确了，身为“主体”的企业，似乎成为这场角逐最大的赢家。
“钱都投给企业了，科研机构怎么办？”这令一些科研人员难以启齿，却又不免暗自焦虑。
但是，“主体”的本意，仅仅是该拿大头吗？
全国人大代表、深圳市市长许宗衡介绍说：“2007年深圳市研发投入总额达250亿元，但其中政府投入的比重只占10%左右。”而在深圳市引以为豪的“4个90%”创新模式里，90%以上的研发资金来源于企业。很显然，企业除了是“拿钱”的主体以外，更是“掏钱”的主体。
“国家把钱给了企业，但通过产学研结合，企业最终还是把钱给了科研机构，这在国外是通行的。”邬贺铨说。
企业作为技术创新主体的本来意义，包含了研发投入主体、创新活动主体和成果应用主体这三大内涵，其实早已在国家层面得到确认。在这样一个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中，“企业、高校和科研院所实际上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各司其职，各就其位，谁也不是老大。”邬贺铨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