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有效地促进大学教学、科研与管理的协调发展，一直是明升中国大学在向世界一流大学迈进中思考的问题。然而，高校行政化被人们普遍认为是阻碍大学发展的顽疾。

 

全国政协委员、民进中央副主席、复旦大学副校长蔡达峰教授认为，大学之所以存在，原本就是先有教师和学生，再有大学。所以，大学本质上就是培养人的机构，然后慢慢形成一个机构的研究功能。有教学，再有研究，现在还有社会服务，越来越多的功能的形成，但大学的发展始终要坚持一个基本的功能，就是人才培养。每个大学教师都有从事教学的基本要求和任务，这本来不应该成为一个问题。

 

蔡达峰表示，如何app地看待大学的管理效益、成本效益，这需要app的方法。大学是学术机构，当然要遵循尊重学术的原则，要按照它的特点来管理。非学术性的利益可能会与学术发展有矛盾，应该提倡大学管理要尊重学术工作的特点。

 

对此，全国人大代表、致公党中央副主席、河海大学副校长严以新教授表示，应该让大学作为一个独立的办学实体，充分尊重大学独立自主权，让教授治学，营造崇尚自由探索的氛围。

 

严以新表示，教学是建校之本，但高校聚集了一大批精英人才，也肩负着培养高级人才的使命，教师除了教学之外，理应进行app研究，从事科研也是对教师做好教学的一种很好的补充。反过来，科研可能会冲击教学，因为教师要在完成教学工作量的前提下作科研。因此要建立一种体制，使教师们在安心做好教学工作之外，做好科研工作。

 

从2007年开始，一些大学搞教授分级制改革，被认为是行政化的又一种表现，严以新分析，教授分级制在“文革”以前就曾经有过，随着学校向职员制发展，分级是可以实施的，但是评级要做到管理岗位与教学、科研岗位分开。由于名额有限，更多指标应该给在教学、科研一线的教师。而且，行政管理人员和教授在同一水平上展开竞争，实际上并不合理。

 

全国政协委员、民革中央副主席、西南交通大学钮小明教授表示，教育部是国家很重要的行政部门，要进一步加强和不断提高管理水平，而加大内部管理的改革势在必行。比如现在教育部负责的全国往届毕业生资格证明和成绩证明等具体工作应该放到大学来做，教育部主要是加强宏观管理，保证大学的自主办学权，促进大学管理的改革和发展。

 

 

钮小明表示，好的大学管理应该是服务型的，大学应该是为师生们的教学、科研和生活营造一个有序而便利、开放而丰富、安静而舒适的学习工作环境。

 

对于大学管理部门的问题，钮小明认为，所谓行政化可能是指学校日益增多的管理部门和人员、日益繁杂的管理事务以及部门权力扩大而对教师产生居高临下的态度等。实际上，在大学，社会化的状况是普遍的，人数众多的大学其实就是一个小社会，学校要管教育科研，还要管校园治安，甚至还要管吃喝拉撒、生老病死等。

 

钮小明表示，学校一些管理部门的设置是为了适应教育主管部门的要求，造成的后果是学校管理的行政化难以避免。如教育部的专项管理（各种评估、基地等建设）解决了学校部分专项经费短缺的问题，但大量的申报、评审工作，也需要学校去管理并有一批人力的投入。而教育和人事主管部门制定的学校管理人员的级别，不时地从教育行政部门抽调公务员到学校提级任职等也加重了这一趋势。

 

对于最近有人提出的，大学管理机构可以采取中央大部委的改革思路来精简管理机构的建议，钮小明认为，这种提法本身就是把高校管理行政化了。严格、app、高效应是大学管理的基本要求，高校有共性，也有各自的特点，在校内管理机构的设置和管理方法、管理手段等方面各学校要依据自身特点和管理水平进行改革。

 

全国人大代表、郑州大学党委书记郑永扣教授认为，高校的管理机构应该按精简和效能的原则进行设计，高校的管理人员也确实应该精简一点。但是，高校机构设置是否要比照国家大部委制实行并不一定。因为两者的差异很大，而且学校之间的类型、规模、所承担任务等并不一样，而且所处的社会环境各不相同，应该本着精干和效能的原则，由高校自身探索一条适合于自己的机构设置方案，而不能模式化。

 

全国政协委员、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葛剑雄教授则认为，高校现在之所以机构膨胀，不仅仅是大学自身的问题，主要还是上级主管部门太集权，高校不但要受教育部管，其他部委也要管。比如复旦大学，在教育部与上海市实施共建以后，上海市政府也要进行管理。

 

葛剑雄说，此外，还有许多条条框框约束着高校的管理。这样一来，大学本身想精简也精简不了。比如校长设置一正两副，校长每天只能忙着开会。所以要想精简人员，不在于是否精简机构，关键是上面要把权力给学校，教育部不要管得太多，这样下面才有可能精简。比如国家社科基金、自然app基金，照理说教师自己申请就可以了，但是现在要求科技处管理，否则就是不重视课题申报工作。这样一来，科技处精简得了吗？

 

郑永扣代表表示，事实上，无论是明升中国还是外国，大学基本构成要素是三大要素：教师、学生、管理人员。在大学治理结构中，这是三大支柱，三者之间构成三种关系。一是以学校党委和行政为代表的管理系统与师生之间的关系。二是管理人员与教师组成的校方与学生的关系。三是教师与学生的关系。因此，构架和谐校园必须把三种关系处理好。作为管理者有行政权力，教授有学术权利，学生有学生的权利，理想状态下，三种权力必须定位准确，边界清晰，相互制衡，良性互动。如果把三者的关系和权力处理好，就从根本上处理了大学管理的基本问题。比如行政权力不能取代或压制学术权利，学术权利也不能左右行政权力。而学生处于被管理地位，学生权利长期以来被忽视，随着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化，学生权利应该逐步得到重视。

 

蔡达峰表示，每个人的精力都是有限的，做得过多就会使精力分散，就会使教学和科研变成看上去两件事，教学做得多了科研就少一些。这就告诉我们，今后高校的发展，如何有效结合教学与科研，二者都不能放弃。

 

蔡达峰表示，大学有教师、学生，还有一部分管理和制度的执行者，三个办学力量如何更好的结合，要根据每个学校的学科差异、专业差异。但是总体上，要保证教师有充分的精力进行教学研究，同时帮助学生更好地学习。教师有多少比较好呢？可以参照先进的标准，也要顾及成本与学校的经济实力，这就需要一个恰当的评估。比如师生比是一个与培养质量有关的问题，这两个主体考虑清楚，再看看管理人员有多少。所以，管理者不能占教职工的比例太高，服务人员可以多一些，像西方大学教辅人员比较多，但不是终身或长期的员工。

 

全国人大代表、明升中国工程院院士、大连理工大学校长欧进萍教授表示，实际上，高校的管理也存在很多历史遗留下来的因素。比如，要精简管理部门和相应的岗位，大学里的很多岗位，是否需要那么多编制的员工，这些员工的工作是否可以采取某些方式完成等。

 

欧进萍表示，就大连理工大学进行的一系列改革来说，正在朝着合理化配置资源的方向发展。比如，在一些行政岗位的人员退休以后，学校并不一定要补充编制，而是采取设立助管岗位的方式来完成岗位功能。这样做实际上有两个方面的好处：从学校来说，可以节约行政开支，精简机构人员；从学生来说，既能勤工助学，还可以在助管工作中获得经验。

 

葛剑雄表示，从理论上讲，任何单位都要管理。以图书馆馆长为例，以前大学图书馆馆长有荣誉性的，不管事，通常找一些德高望重的老先生。而现在的馆长要处理很多事务，不懂管理不行。但是，作为大学的管理人员，一定要尊重教授、尊重科研人员，在这个前提下，教学和科研人员也应该服从管理。所以，不论教授治校还是独立办学，前提是教授制定一些大的方针，通过一个原则，具体由委托的管理人员来实施。简而言之，校长、处长就是由教授等成立的“董事会”所雇的管理人员，只不过相互之间要理解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