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中文系教授钱理群先生在新近出版的《我的精神自传》一书中，这样写道：现在，在“创办世界一流大学”的口号下，用经济的逻辑，资本、市场的逻辑改造北大，使北大越来越商业化，而恰恰丢掉了思想的逻辑、学术的逻辑、教育的逻辑。正是在这体制化、官僚化、商业化的过程中，教育独立、思想与学术自由这大学教育的两大明升m88线，北大“独立、自由、批判、创造”的思想传统、学术传统，都受到了很大损害。这样的话，钱先生不是第一次说。
对于大学的体制化、官僚化、商业化，钱先生提出的“解决方案”是——我们都是普通的老师与学生，无力抵挡这一切；我们所能做的，也只是“坚守”，我们还要坚守思想的逻辑、学术的逻辑、教育的逻辑。因此，他对北大学子有两个期待。首先，“任何时候都不要抛弃‘独立、自由、批判、创造’的北大精神”；其次，“目光永远向前，向下，立足明升中国的大地”。
但，有多少人能做到“坚守”，会按钱先生的“期待”去做呢？
一直研究语文的钱先生，不会不明白“无力抵挡”和“坚守”，其实是矛盾的。事实上，钱先生从他的经历中，也明白学术研究做得如他，社会影响力如他，也是如此艰难不易，何况那些没有多少本钱来坚守的普通教师和学生了。今天的钱先生告诉记者：“我现在住得离北大比较远，约有一小时的车程。退休之前，我就有计划地搬远的。”
所有生活在高校的人，都无法回避这样的事实，大学的体制化、官僚化、商业化，丝毫没有降低推进速度，正迅速地打扫余下的战场，并通过相关制度、规章、氛围，全面消解那些坚守思想的逻辑、学术的逻辑、教育的逻辑者的斗志，让他们鲜有继续坚守的空间和可能——你不填写许多表格申请课题按照行政要求去做，他只需规定没有课题不能资助研究生者不能招收研究生，就把你弄得无可奈何；在某些大学，教授的某些做法如果惹得学校不开心，强大的行政力量可以让他们讲课困难，没地方评奖，没地方发文，没地方申报课题，看他们还有没有脾气。
在如此强大的进攻力量面前，坚守者在体制化、官僚化、商业化的“进攻方”看来，不过就是“负隅顽抗”、“苟延残喘”，在做无谓的挣扎。就坚守者本人来说，由于抵抗，他们失去了发展的空间，失去了诸多眼前的实惠，留下的不过是“不识时务”的另类形象，也只能用这样的词汇自我解嘲。
在今天的大学中，坚守者已经越来越少。更多的人，则是争着做体制化、官僚化、商业化的红人和推手，这为他们提供饭碗，也给他们提供发展的空间。而在没有抵抗力量之后，体制化、官僚化、商业化的大学，根本丝毫不顾及教育、学术、思想的发展，而演变为官场、衙门和商场，盛行的只有官话、套话和商话，一心搞教育、学术的，很难说上话。
前不久，北理工教授杨东平先生告诉我，他参加了一次高层的教育咨询会，与会的其他教育界人士，发言的内容，不外乎两点，一是近年来高等教育取得空前的发展成绩，值得充分肯定；二是为了继续让高等教育取得更好的成绩，需要进一步加大投资。只有他一个人“不识时务”地向有关方面建言，说要取消高校的行政级别，进行全面的高等教育体制改革。走出会场的他，感到自己十分孤单，进而颇为郁闷。
于是，我们不难理解为何近年来教育主管部门一直在说，教育取得很大成功。这当然有很多事实作支撑，并不是他们在自说自话，而且有坚强的民意基础。不过向他们反映“民意”的，不乏那些获得体制化、官僚化、商业化好处的既得利益者，以及体制化、官僚化、商业化的极力捍卫者，他们掌握着不小的话语权。
如果这种状态一直延续，社会舆论所关注的加快推进高等教育体制改革，实在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为高等教育本身，在成功实现官僚化和体制化之后，已经缺乏改革的内在动力和压力——更客观说，面临极大的既得利益者的阻力。这也就需要整个社会，包括高等教育受教育者，以及高等教育人才的消费者——用人单位，给教育施加改革的压力，通过受教育者对高等教育的选择、对高等教育的回报提出要求，与企业对高等教育人才培养质量的要求，促使高等教育在竞争的压力下进行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