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伊始，多起“教师门”事件再次呈现了大学内部的种种景观。当前的高校师生关系，曰“渐行渐远”丝毫不为过。在这样的事件中，教师无奈，大学无策，而学生备感无聊。师生关系遭遇寒流，愚以为，师者责无旁贷，大学本身更是咎由自取。

 

这不禁让人怀念从前的简单师道，怀念其时的师者。明升中国大学的师生关系，2000年可以成为一个分水岭。上世纪80至90年代，大学师生关系的核心词汇是“班主任”。身兼数职而无求无欲的班主任成为那个阶段的大学生心中最可靠最体贴的温情回忆。2000年以后，与大学师者有关的关键词猛然发生改变，“导师”、“老板”、“量化考核”、“评估”等词汇跳跃在校园里，印刷在手机版纸上，当然，它们也深深刺伤了大学原有的体肤。大学在表情上越发丰富，却在心理距离上远离了学生。与此相对应，学生们也用行为方式独创了一套语系——“逃课”、“买卖论文”甚至“叫板老师”，来回应、抗衡。

 

在这种以“加法”为主的转变中，师道却在用“减法”为自己减负——从“传道、授业、解惑”三位一体的传统师道，变为单一的“授业”，师道由此转型，而师生关系也失去了最重要的支撑。实际上，“传道”、“解惑”正是师生沟通增进感情的最理想渠道，多重压力之下，很多教师不愿再主动肩负这个义举。

 

这一“减法”把渐行渐远的高校师生关系推向深渊，成为大学病态的症结所在。而直接促成师道“减法”的根源又是什么呢？

 

在当前的大学里，当年轻的大学教师在以一种理想化的传统师道规划自己的师者职业生涯的时候，大学管理者却悄悄把衙门化的行政权力转化为对教师的绝对主导——大学行政淡于服务师生，代之以通过硬性指标进行管制；一些大学实施量化考核，严重向科研倾斜，而教学则显得无足轻重，教师无意倾力课堂，而这正是师生关系恶化的原发地。

 

“高校行政化”带来的另一个弊端，是教师在治学治校中没有发言权，他们自身已被“规范化”管理，在这种情形下，大学教师要么工作在硬性指标下，疲于奔命，要么主动边缘化，无心“授业”而开辟校外空间。从这个意义上说，大学制度安排恰恰成为当前师生关系走低的一个根源式注解。

 

大学选择了主导教师，换来了行政权力的彰显快感，它付出了代价——师生关系紧张，管理成本提升，大学精神的沦丧。教师以维护师尊之名义舍弃传统师道，它选择了功利化的现实切入点，而付出了社会对师者降低尊重的代价。其中最无辜的受害者必是学生本人，这也正是社会的代价所在。

 

师生关系困局的破解之法，是让大学的“年轻态”回复，使师道传统归位。很难想象，生动精彩的课堂“授业”留不住学生的脚步；主动走近学生“传道解惑”的师者不受拥趸；人性灵活的大学治理方式不会培育自由向上的风气，从而生产学问之巨擘，社会之栋梁。

 

师道归位，师者自由，乃医治大学病态之良方。

 

（南方麦　大学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