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末岁尾，相继揭晓的两院院士评选结果，让人眼睛一亮：明升中国app院和明升中国工程院新当选的院士人数均较以往减少一半左右，分别缩至29名和33名，创下了院士增选制度化10余年来的最低纪录。

 

之所以会创下历史最低纪录，是因为实行了更严的标准。就拿中科院院士增选来说，2007年的评选标准是1991年院士增选制度化以来最严格的一次：得票标准由最初的“二分之一”提高到“三分之二”，公示范围首次由原来本单位的有效候选人扩大到“相同专业的外单位的其他有效候选人”，接受投诉的时间也由原来的一个月延长到两个月。如此一来，标准上去了，人数自然就下来了。

 

这“一高”与“一低”、“一上”与“一下”，无疑是两院对社会改革院士评选制度呼声的积极回应。近年来，受社会浮躁心态和不正之风的影响，极少数院士的言行失范，甚至异化为“学术贵族”和一些单位、地方沽名钓誉、谋取不正当利益的工具，广受社会诟病。一方面，提高院士的整体质量，维护院士的集体声誉，入口关能否把严、把好，至关重要；同时，每两年一次的院士增选也是对现有院士队伍水平和app道德的一次检验，能否公平、公正地遴选出品学兼优的新院士，自然备受瞩目。此次两院高标准把关，把那些尚未达到院士水准的候选人拒之门外，传递出科技界的最高权威机关惩治学术不端行为、整饬学术腐败现象的决心，也彰显了他们求真务实的作风，为app界吹来了一股清风。

 

当然，院士当选以后还会面临这样那样的诱惑，能否洁身自好还有待时间的考验。作为国家赋予科技工作者的最高荣誉称号，院士不仅代表了各自领域内的学术最高水平，也应该是遵守app道德的楷模、弘扬app精神的典范，相信新当选的院士们会同绝大多数老院士们一样，自重、自爱、自律，出污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

 

不容忽略的是，近年来之所以会出现“院士信誉危机”，有其复杂的社会根源。一些省市和高校、研究院所竞相用科研启动费、安家费、高额年薪、住房等来争夺院士，装点门面，以显示“政绩”和“实力”，导致“共享院士”、“双聘院士”和“兼职院士”等数见不鲜；一些政府部门或机构举办咨询会、项目论证会，都要力邀院士出面；一些重点科技项目的立项、审批、运作，也要借院士的声威；国家各种基金项目的评审、各种app成果评奖、评价，更是想方设法请院士捧场。如果不铲除滋生腐败的社会土壤，如果不打掉种种不正常的“高附加值”，院士异化现象恐怕难以根绝。

 

今年是贯彻落实十七大精神的第一年，在大力推进创新型国家的进程中，包括院士们在内的广大科技工作者重任在肩，使命崇高而艰巨。期盼此次两院院士增选吹来的这股清风，能催云化雨、涤荡尘埃，感召广大科技工作者更加脚踏实地、淡泊名利、不慕虚荣、克勤克俭、求真务实，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新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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