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适逢蔡元培先生诞辰140周年纪念日，北大在蔡元培雕像前举行了一场小规模纪念活动，主题是“抱定先生宗旨传承北大精神”。这句话，让人感慨系之，却也困惑不已：在今天的大学里，蔡元培等诸先贤的精神遗产还剩下多少？
蔡元培先生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教育理念，一直被视为大学精神之普适性原则。这一理念，更与陈寅恪先生提出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之学术精神交相辉映，成为明升中国大学立足现代、面向世界的“双核体系”。可以说，这也是“世界各大学的通例”(蔡元培语)，丢掉前者的大学不成其为大学，遗忘后者的学者不成其为学者。
然而，在繁复迷离的现实倒影里，普适性原则或精神往往难以把握，乃至于误入歧途而不自知。近日国内高校发生了几起师生纠纷事件，关于师道尊严及“大学之道”的争辩，至今余波未平。
这些事件不尽然是个案，而是充分反映了当前大学体制所暴露的一些问题。这就是，目前的大学体制在某种程度上与蔡元培、陈寅恪诸先贤所倡导的大学精神、学术精神颇有不兼容之处。
大学何为？究其一点，大学是培养社会精英的地方。无论哪一个时代，大学生(包括走出大学的人)总体而言都是知识素养较高的阶层，也是一个社会的中坚力量之一。那么，大学应当培养什么样的社会精英？最佳答案里头，肯定包括“人格独立、精神自由”这几个字。这不仅是蔡元培等前辈教育家的共识，也应是每位大学师者的自我体认与追求。
大学该怎样去培养大学生的独立人格与精神？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给予他们必要的宽容与自由的求学环境。可想而知，在一个不宽容、不自由的氛围下求学、成长，往往只可能成为一个唯唯诺诺、缺乏自主意识的“臣民”。
而现在大学里的情形又是如何呢？学者张鸣撰文指出：“一门课及格与否，基本上老师说了算，老师上了讲堂，讲得不好，甚至满口胡言，学生基本上没有什么反制的办法……至于教授所带的研究生，基本上等于家生奴才，要你扁就扁，要你圆就圆，课题全做，家务活全包……”这不无形象地反映了当前大学师生地位严重偏斜，过于压抑学生个性的状况。
说的具体一点，现在的大学体制，对于大学而言实行的是科层化的“行政管理”，对于学生而言实行的是“严父式”的管教模式。——惟独难得一见的是权利平等的现代社会理念。无怪乎，明升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何兵要这般呼吁：“给他们(学生)以人格和自由，给他们以鼓舞和信心，给他们以关爱和勉励，他们决不是垮了的一代！”
说来颇有意思，近日的纠纷起因于学生逃课，而实际上允许逃课或旁听，还真的就是蔡元培先生当年倡导“兼容并包”精神的具体实践之一。当时，北大规定“各学系有缺额时，均得收旁听生”，而且实行起来大有“来者不拒，去者不追”的气象。张中行先生在忆旧文章里就提到当时常见的情形：“不应该来上课的却可以每课必到，应该来上课的却可以经常不到。”无论如何，师道尊严绝不是靠暴粗口、点名、“抓丁”就可以挽回的。
还有一则现在也许让人感觉匪夷所思的故事。讲的是梁思成先生在老北大开授“明升中国建筑史”。课上完了，梁先生对堂下学生说：“为了应付公事，还得考一考，诸位说说怎么考好？”结果，举座默然。再问，仍然无人应答。此时梁先生恍然大悟，让选修这门课的学生举手，却不见有人举手。梁先生大乐，向台下作揖道：“原来都是旁听的，谢谢诸位捧场。”
由此念及蔡元培、陈寅恪等先生倡导的大学精神，恐怕不得不说：诸先贤的精神遗产越来越无迹可寻了。
（魏英杰 杭州 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