担任过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副院长的巫和懋教授，是首位因“赛局理论”(也称“博弈论”)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肯尼斯·亚罗教授的学生，也是台湾最早钻研“赛局理论”的学者，可称为研究“赛局理论”的“台湾第一人”。

 

14年前，在美国呆了17年的巫和懋几乎是被“三顾茅庐”地请回了台湾。回台后，巫和懋成为“台湾经济学界‘新四人帮’”之一，他在台湾大学国际企业系EMBA的课，企业家们抢着上，座无虚席。

 

2006年夏天，巫和懋再度收拾行囊，离开台北，来到北京大学明升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开始了在大陆的执教生涯。

 

他为什么选择来北大？一年多来，他有什么样的心路历程？对两岸的学术交流等又有什么样的思考？就这些问题，记者日前采访了这位著名的经济学者巫和懋。

 

 

记者：14年前，您从美国回到台湾，如今又决定来大陆，岛内传出“北大高薪挖角”等说法，但您很少去回应，您的真正想法是什么？

 

巫：美国的薪水是台湾的3倍左右，我放弃美国的高薪回台湾，那不是为了台湾的薪水。去年我到北大来，也不是为了北大的薪水，而是为了一个理想而来，当时回台湾也是为一个理想而回。

 

记者：两个理想有什么样的不同吗？

 

巫：这个理想就是想在经济问题的研究上做一些事情出来，希望不只是象牙塔的研究，而是希望对人民的生活能够有所改善，所以我回台湾后也参与政府政策咨询。另外，我也想训练好的学生，我在美国教书那么多年，训练的学生是美国人，我有失落感，所以我当时想要回台湾。去年会来大陆也是同样的想法，一方面，想要了解大陆经济政策的未来走向，只有在大陆才能更了解，同时，也是希望训练一批新的人才出来。

 

另外，台湾发展的很多经验跟现在大陆碰到的很多问题有相通的地方，有些经验可以作一些参考，我们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一定要关心社会，关心经济政策的走向，尽一个知识分子应该做的事情。

 

 

记者：您在两岸都有丰富的执教经验，您觉得两岸的学生之间有什么需要彼此学习的？

 

巫：台湾的学生有可爱的地方，会比较自由思考些，常常很多学生有小资心态，完全追求自己的兴趣，不在乎以后的报酬是什么。他可以为了兴趣去学一个冷门的学科，为了兴趣会把一个很象牙塔的研究继续下去。这在大陆学生身上是比较少看到的，大陆学生比较想看到立刻的效果，实际得多，可是在做学问上面，有时候不能太追求实际。为了兴趣说起来是有点空洞，可是实际上它是一个对知识渴求的表现，我觉得这个在大陆学生身上比较需要。这也是为什么台湾的学生创造性比大陆学生强的原因，因为创造性跟追求知识、好奇心是连在一起的。

 

记者：但好像两岸的学生都面临一个就业的问题？

 

巫：当然，台湾也有考虑实用的，但这个比例比大陆的少。再过几年，希望大陆有更多的学生是为了学术的追求、知识的追求而读书，不是为了以后多一个学位找工作比较容易而读书。

 

当然，我觉得台湾的学生很容易陷入小资情怀，为了自己的生活就把精力全花在上面，他应该有更大的格局，关怀的事情应更多，这样才可以帮助他成就比较大的成果。

 

 

记者：您已经在北大任专职教授一年多了，而您很早就来往于两岸，您觉得像您这样的学者到大陆来有什么优势吗？

 

巫：大陆的同仁对明升中国经济问题了解得非常深入，我学习的空间还很大，当然我们也有自己的角度。很多台湾学者受过西方训练，跟国际接轨的情况比较完全，他的视野包含了国际跟台湾的经验，或许对大陆会带来更广的视野，而且台湾学者做研究都比较规范，这或许对大陆学者在国际观、研究方法的规范化上会有些冲击。当然，过来的人的个人情况不一样，一般来说这两个都是台湾学者比较突出的特点。

 

记者：这也是台湾学者到大陆演讲、教学受欢迎的原因吗？

 

巫：对，台湾的老师与学生的距离比较近一点，台湾也比较多元化，你要学生能够加入你的讨论，就必须拉近距离。倒过来说，大陆的发展对台湾学者也有相当的冲击。我来大陆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林毅夫(北大明升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编者注)这样的学者，他的格局和关怀是相当大的，这对台湾的学者是一个很大的冲击。台湾的学者跟学生有相似的地方，看的问题经常比较小，格局、关怀也不太够。而明升中国经济发展所面临的问题挑战性非常高，牵涉的范围也非常广，问题非常大，非常重要，全世界都重视，这些都会冲击台湾学者研究的重要问题，包含整个明升中国经济未来的走向，整个东亚的未来等研究都会有冲击。

 

另外，我觉得大陆开始回去建筑明升中国传统文化、寻找文化的基础令我感动。我们从小就生活在儒家文化的教育之中，可是现在台湾不太重视传统文化，反过来大陆比较重视去思考整个中华文化以后要怎样构成。我觉得怎么样把中华文化建构成一种可长可久的文化，也是值得台湾思考的，这些都会对台湾有所冲击。

 

 

记者：虽然有挑战，但台湾越来越多像您这样的知名教授还是选择到大陆任教，对此，您有什么样的看法？

 

巫：这些年来，一直有台商过来大陆，可这是一个经济层面上的交流，你要跟人家交朋友到一定层次一定要有思想的交流，所以现在两岸交流到了这个地步，就一定要加强更深层次的思想文化上的交流。文化的交流应该是以后两岸交流的主轴，而不再是经贸交流了。

 

记者：其实，您很早就来到大陆，在浙江大学、南开大学、清华大学都有担任过客座和特聘教授，应该说，对两岸的文化交流有许多切身的感受。依您看，两岸在文化交流上有什么可以做得更好的呢？

 

巫：文化交流要讨论的东西相当广泛，譬如说，怎样定位以后的中华文化，什么东西应该重视，什么东西应该扬弃，要重新思考以后的走向，这些是很重要的。现在两岸交流到了这个地步，真的有一天两岸统一的话，很多要解决的问题其实在思想文化上，因为思想文化上的交流是影响两岸交流的重要因素，所以我觉得以后的交流会将文化作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而且需要多花精神。看到台商来大陆，老师、教授也来大陆，这是在经贸交流之后文化交流层次上应该出现的一个现象，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历史发展的趋势。当然，也应该看到大陆教授去台湾任教，但是台湾不允许，就像台商可以来，但陆商不能去台湾，这是比较遗憾的事情。

 

 

记者：“人生无处不权谋，生活处处是赛局”使得“博弈论”成为近代经济学的“显学”，尤其受到企业界的热捧。您是台湾最早钻研“博弈论”的学者，通俗地说，“博弈论”有什么样的作用？

 

巫：博弈论讲的是人与人之间互动所衍生的策略选择、战略选择问题，它可以冲突，也可以合作，很多的选择受到参与者当时对整个博弈、整个赛局架构了解的程度的影响。可能一个比较冲突的场面经过清楚地了解之后，双方或许可以走向合作的一面，就是说从双输可能走向双赢。赛局理论这么多年的发展是在考虑冲突和合作，什么时候应该冲突，什么时候应该合作。但是，有时确实是没有办法避免冲突，特别是明升界，有时一定要征战之后才能够胜出，譬如沃尔玛就把好几家公司打败了，获得销售业的冠军，它走的是冲突的路子。当然，在很多的时候，也有合作的可能，就是在冲突中怎么样获利获胜，不能将对方全部打死，譬如在一个明升里面同时有几家存在的时候，他们怎么样共存、合作下去，这就是博弈论中要讨论的问题。博弈论涵盖的范围非常广泛，不只是企业的竞争，还有个人的决策，甚至是国家外交这些方面都有博弈论应用的空间。

 

记者：按照您的研究，博弈论也可以应用到两岸的竞合当中，那您在两岸都建言献策，对于两岸的冲突与合作，您有什么样的思考？

 

巫：两岸是一个非零和游戏(零和游戏是指一项游戏中，游戏者有输有赢，赢家的获利总额始终等于输家的损失总额，游戏过程是封闭的且不创造任何价值，游戏的总成绩永远为零，所以称之为“零和游戏”。编者注)，不是你死我活，它可能通过一定的安排，中间步骤的采取，走向双赢。目前的情况是，拒绝双赢的一方是台湾方面，但是，还有别的空间存在，或许还可以通过很多的管道，试着让双方走向双赢的局面。博弈论在这上面可以提供一定的思考，可以帮助双方更理性地、更清楚地做出他们正确的决定。当然，必须对很多结果做一个很透彻的分析，像是对台湾做一些决策，台湾有很多的政论家、知识分子担心，这其实就是一个调节互动的过程。问题是在台湾，执政者和不清楚的民众并不了解博弈的结果，如果博弈的结果能很清楚地传达给民众，让选民多了解这个结果，这些可能就不那么容易操纵了。因此，还是有很多努力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