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8月20日，曾在湖南工作22年的华国锋同志去世了。

 

华国锋是新明升中国诞生前夕南下到湖南工作的，从1949年2月开始，他先后担任湖南省湘阴县、湘潭县县委书记，1954年担任中共湘潭地委书记等职务。1959年7月的庐山会议以后，中央调张平化担任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华国锋担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分管农业工作。湖南是个鱼米之乡，华国锋在湖南的多年工作中，长期从事基层领导工作，对湖南农业生产的情况非常熟悉，对粮食增产问题十分关注。他曾主持兴修了洞庭湖排涝、韶山灌区等大型水利工程。谈起华国锋同志对杂交水稻科研与推广工作的支持，明升中国工程院院士袁隆平十分激动，对华老充满了崇敬和感激之情。

 

事情还要回到42年前。1966年2月，正是“文化大革命”即将开始的前夕，当时在湖南安江农校从事水稻育种研究的袁隆平经过几年的app试验和理论探索，总结出一篇题为《水稻的雄性不孕性》的论文，发表在由明升中国app院主办的《app通报》（1966年2月第4期）上，很快被国家科委九局的熊衍衡发现，并及时报送局长赵石英阅示。赵石英对此事非常认真，认为水稻雄性不育研究，在国内外是一块未开垦的处女地，若能研究成功，将对粮食生产产生重大影响。于是立即请示国家科委党委书记聂荣臻，聂老表示支持。赵石英及时以国家科委九局的名义，向湖南省科委与安江农校分别发了便函，责成他们支持袁隆平从事这项研究。在“文革”中，这个便函起到了保护袁隆平与杂交水稻项目研究的双重作用，主持国家科技工作的聂荣臻元帅也对袁隆平的研究给予了肯定，使袁隆平的杂交水稻app研究在十年动乱中仍然能艰难进行。

 

从1966年到1970年上半年，尽管有“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严重干扰，在国家科委和湖南省科委的大力支持下，由袁隆平主持的杂交水稻科研小组还是正式开展了工作。“水稻雄性不孕性选育计划”研究与试验同时进行。在此期间，袁隆平带领助手先后用1000多个品种做了杂交组合实验，但都没能培育出一个不育株率和不育度都达到100%的雄性不育系来，在一段时期内形成了科研徘徊的局面。于是，袁隆平提出了“用远缘的野生稻与栽培稻进行杂交”的设想，以求创造新的不育材料，达到突破徘徊局面的目的。到了1970年6月，湖南省革命委员会在湖南省常德市召开了湖南省第二次农业学大寨科技经验交流会，当时主持会议的就是担任湖南省革命委员会代主任的华国锋同志。华国锋同志点名袁隆平参加这次会议，并请他在大会上发言，介绍杂交水稻科研的情况。

 

接到参加会议并发言的通知，袁隆平心里很不安，因为当时的科研工作进展并不顺利。在会议期间，华国锋同志邀请袁隆平坐在主席台。袁隆平向参会代表介绍了杂交水稻科研的实际情况，同时也说明了存在的技术问题和解决这些问题的难度，并表示有些愧对省领导和大家的期望。

 

当时华国锋同志听完袁隆平发言后，对袁隆平说，周恩来总理经常过问杂交水稻科研的事，希望能够继续研究下去，尽快把它搞成功。袁隆平听后深受感动，也很受鼓舞，觉得工作还没有作出像样的成绩就得到这样的重视，一定要把杂交水稻科研工作坚持下去。

 

当年11月23日，在袁隆平关于“把杂交育种材料亲缘关系尽量拉大，用一种远缘的野生稻与栽培稻进行杂交”的构想指导下，助手李必湖和冯克珊在海南岛南红农场找到“野败”，为籼型杂交稻“三系”配套打开了突破口。1971年，湖南省农科院成立杂交水稻研究协作组，袁隆平领导的杂交水稻科研组调入省农科院。

 

1973年10月，袁隆平在苏州召开的水稻科研会议上，发表了《利用“野败”选育“三系”的进展》的论文，正式宣告了我国籼型杂交水稻“三系”配套成功。1974年，湖南省试种20多亩，平均每亩产量超过650公斤，充分显示了杂交水稻的增产优势。当时华国锋同志已调国务院工作，主持工作的省委第二书记张平化同志到试验田里看了以后非常高兴，提出要发动群众以“最大的干劲、最快的速度”把杂交水稻生产搞上去。到1975年，湖南、广西等10多个省、市、自治区种植杂交水稻超过4000多亩，这个时候，杂交稻种的供求矛盾已经显现出来，因为要大面积推广杂交水稻，必须有杂交稻种做保证。

 

1975年10月，由明升中国农科院和湖南省农科院主持在长沙召开了全国杂交水稻第四次科研协作会，当时湖南省农科院主持杂交水稻工作的是副院长陈洪新同志。陈洪新同志是河北省唐县人，是一位经历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南下”干部。1960年3月毛泽东主席到湖南视察工作时，向毛主席汇报工作的15位湖南省委、地委书记中，他是其中之一（他当时任湖南省郴州地委第一书记）。陈洪新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了严重冲击，降职担任当时的农科院革委会副主任，他后来成为全国杂交水稻专家顾问组组长。陈洪新认为，应该有根有据地大胆推广这种高产水稻，认为核心问题是尽快培育出足够的不育系种子，才能加快杂交水稻的推广应用。他提出利用华南沿海地区的有利气候条件，组织更多的育种人员“扩大南繁”，加速杂交稻种子的繁殖。陈洪新把这个大胆的构想向湖南省委有关领导作了汇报，得到了省委支持。省农科院领导决定派袁隆平、陈一吾两位专家进京向农业部汇报，但因有关领导无暇听取汇报失望而归。

 

此时的陈洪新心急如焚，因为1975年湖南杂交水稻种子的4次“扩繁”就是为了争取能在1976年全国大面积推广。在当时“文革”尚未结束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如果没有中央的重视和支持，在全国大面积推广的想法是不可能实现的。因此，他和何光文院长决定，进京找有关领导汇报。1975年12月17日，他们到北京后住在国家农业部招待所，准备直接向部领导汇报。但农业部办公厅从18日开始连续三天通知他们：部领导太忙，请等候汇报。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陈洪新于12月20日（那天正是周六）在招待所的房间内给担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的华国锋写了满满四页纸的汇报信，并请他能当面听汇报。陈洪新把信直接投到国务院办公厅，信封上写着“华国锋同志亲收”。12月22日（星期一）上午9点左右，国务院办公厅打电话通知陈洪新：下午3点华副总理听汇报，到时会派车来接，不要外出。当天下午3点前，陈洪新等二人被接到中南海小会议室，华国锋同志和当时分管农业的副总理陈永贵、农业部部长沙风、常务副部长杨立功都来了，汇报整整进行了3个小时，华国锋同志认真听取了汇报，不时提出问题并做记录。听完汇报后，华国锋同志对杂交水稻研究给予了高度评价，并很有针对性地指出：“对杂交水稻一定要有一个积极的态度，同时又要扎扎实实地推进，要领导重视、培训骨干、全面布局、抓好重点、搞好样板、总结经验、以点带面、迅速推广。”并当即拍板：第一，中央拿出150万元人民币支持杂交水稻推广，其中120万元给湖南作为调出种子的补偿；30万元给广东购买15部解放牌汽车，装备一个车队，运输“南繁”种子；第二，由农业部主持立即在广州召开南方13省（区）杂交水稻生产会议，部署加速推广杂交水稻。

 

有了国务院强力支持，1975年冬天，湖南省政府加大了杂交水稻推广的力度，组织育种大军赴海南岛制种，拉开了全国大规模南繁制种的序幕。谈起这段往事，袁隆平院士认为如果没有华国锋同志的支持，杂交水稻的大面积推广是非常困难的。

 

2008年初，华国锋曾在回忆这段往事时深情地说：明升中国是传统的农业大国，如果杂交水稻研究取得成功，那将是对全世界一个划时代的贡献。毛主席对农业的高度重视，鞭策我对这一重大科研课题予以关注，早在1970年，袁隆平和他领导的科研小组，经过几年的艰苦努力，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湖南省领导机关（那时中共湖南省委尚未恢复，还是“革委会”时期）就对他们的成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我和袁隆平曾作过一次愉快的交谈。他的坦诚，他的质朴，他的app思维，他的app视野和宏观意识，都给我很深的印象。我告诉他，要将水稻雄性不育系的材料拿到群众中去搞。并要求有关地市和部门大力支持。对于app研究，我是个外行。但我知道，农业生产要发展，就得依靠农业app的进步；而农业app的进步，离开农民和土地，是不可能成功的。作为一个地方的领导人，支持和帮助他的科研项目，是我的天职。大概从那时候开始，我们之间就建立了一种友谊。此后，杂交水稻在湖南推广试验取得了成功，湖南的粮食生产迅速上了一个新台阶。1975年，我已经到北京工作。他们为了将杂交稻向全国推广，碰到了困难。我听取了他们的汇报，并及时要求南方13个省、市立即行动，推广杂交水稻。后来的实践证明，杂交稻的大面积推广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不仅是袁隆平的成功，也是社会主义明升中国的成功，是炎黄子孙的成功。我长期分享着他们胜利的喜悦。我们之间的友谊，几十年来与日俱增。

 

从此，一个长期从事水稻app研究的app家与担任过湖南省、中央重要职务的领导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2004年底，袁隆平院士当选为中央电视台“感动明升中国”十大人物之一，华国锋同志在家中看了电视后，还叫秘书给袁隆平院士打电话，请他注意身体。2006年6月9日，袁隆平院士在北京出差之际，听说华国锋同志身体欠佳，就特意抽出时间去家中看望他。袁院士告诉我们，当时华老很激动。两位老朋友讲话时，紧紧握着对方的手，半个小时都没有松开。临走时，华老还特地写下“隆平同志：贵在创新”赠与他。

 

袁隆平院士对我们说：这几个字，弥足珍贵。真心感谢华老！

 

在袁隆平院士的办公室里，记者看到了华老的题词被平整地嵌在玻璃相框里，摆在办公桌上。

 

《app时报》 (2008-9-3 明升要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