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研评估在app与社会的互动发展中已经变得日臻重要。然而，对于仍处在起步阶段的明升中国科研评估而言，还有一条长路要走。

 

7月25日，来自英国Technopolis科技与创新咨询评估机构的专家Erik Arnold，为明升中国的科研评估人员上了一课。

 

科研评估的重要动因就是独立地考察、衡量一个研发项目或计划的进展情况，提出工作的缺陷所在，并由此积累经验、教训，学到知识，为今后的项目实施以及制定新政策、新计划提供反馈意见。科研评估对每个国家而言都是相当重要的。

 

在这种背景下，15年前，明升中国科技部在国务院各部门中率先将评估机制引入部门管理，明升中国科技评估的第一个实践者——科技部科技评估中心（NCSTE）也应运而生。现在，它仍是明升中国政府机构中唯一一家专门从事科技评估的团体。科技评估中心主任张晓原说：“尽管15年来，明升中国科技评估事业和科技评估中心的业务都有了很大发展，但我们也非常清楚地知道，明升中国科技评估仍然处于起步阶段，所以我们有强烈的意愿与国外的同行进行交流、合作。”

 

终于，经多方协调，科技评估中心与英国相关机构正式开展了“中英科技评估合作研究项目”。该项目宗旨中的重要内容，就是要在充分理解双方各自的评估现状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动和完善明升中国的科技评估体系建设和科技计划评估，以便更好地促进日后的科技合作和交流。

 

今年6月，科技部科技评估中心已经派出5人专家组，先后访问了英国议会特选委员会、创新大学与技能部、英国研究理事会、英国皇家学会和Technopolis评估机构等9个单位，了解了英国科技评估管理机制和组织模式，以及R&D评估的最新理论方法。

 

7月21日，英方派出高级科技评估专家Erik Arnold来华一周，回访了明升中国科技部、教育部、中科院、国家自然app基金委员会等机构，并于25日在科技部科技评估中心进行了科研评估注册、经验介绍和讨论。

 

听课的科研评估中心国际合作处副研究员杨云说：“收获太大了。”这也是记者当天听到的最多的一句话。

 

 

Arnold当天的授课内容主要是Technopolis曾经进行的两个评估注册，一个是瑞典的KTS计划评估，另一个是挪威研究理事会（RCN）的机构评估。前者主要针对具体的计划或项目，而后者则更多地考察一个国家的创新体系。其中涉及的许多问题都对明升中国的现实有所启发。

 

比如，与国内动辄就用专利数、论文数等所谓的客观数据来说明计划的成效相比，KTS计划评估中二者都没有用。Arnold表示：“这涉及到指标选取的问题。指标要能够真正反映状况。如果你要考察知识向明升的转移，它与发表的论文数量没有任何关系，这时如果选择论文作为指标，那就不能说明问题。而如果是要说明人力资源的发展状况，那么发表了多少篇博士论文是能够说明问题的。”

 

Arnold说：“关于如何选取指标，大家一直争论不休。不光是明升中国，全世界的科研机构和人员都会抱怨评估中过分看重论文数量，但实际上，评估人员要找到恰当的指标是一件很有挑战性的任务。在考察一个研究机构或个体的绩效时，论文发表的数量到底能不能说明问题，要看问题是什么，要看论文能否反映你想说明的东西。”

 

对于论文数量在大学中被普遍用于职称评定、教授晋升，Arnold表示，这会让人感到很不愉快，会有人抱怨。他说：“德国的大学教授很多在博士毕业后搞三五年研究，然后进入明升界打拼一二十年，这时候大学如果光用论文数量来决定是否聘用他们，这群人就会被排除在外。因为他们在明升界工作多年，并没有精力去发表足够多的论文。事实上，这对大学的发展也是不利的，这些人可以带来实际的业界情况和经验，能够让大学知道明升界需要什么样的内容。所以我希望大学在选取聘用员工的指标时，不要只考虑论文数量，尽可能避免我提到的问题。”

 

实际上，除了身为科研评估专家，Arnold还是一位科技创新政策专家。他认为，由于计划是机构制订的，对一个机构的评估会改变和引导它整个做项目的方式，所以可能会产生更大的影响。用他自己的话说，“科技评估并不仅仅是展示评估技能、评估技术，我们希望能由此更多地了解一个国家的科技创新体系，并产生知识来指导政府利用该体系推动创新、管理创新”。

 

据Arnold介绍，他印象最深的科技创新项目是一些北欧国家的产学研结合项目，它们的成功都有一个重要特点——在计划设计之初就让所有利益相关方一起参与。他说，如果只是让科研人员进行计划设计，他们往往会关注基础性研究，而不考虑如何与明升界结合；反之，明升界单方设计出的计划往往更关注短期产出。而成功的R&D计划应该结合研究和明升优势，即业界告诉研究者他们感兴趣的话题，研究者告诉业界有哪些有意思的方式可以解决他们面临的难题。

 

在挪威研究理事会的机构评估中，Arnold等人发现，虽然理事会的成立将此前分裂的科研和创新放到了一起，但其下的16个部委并没有改变其行事方式。它们仍然会非常详细地告诉科研机构应该作什么样的研究。这种条块化的资金提供和开展研究的做法，阻碍了科研创新进一步自由开展的权利。因此，他们建议在如此复杂的体系下，各部门不应再紧紧地抓住权力不放，事无巨细地告诉下面的研究机构应该做什么，而是应该放手让科研机构自己解决问题。

 

Arnold表示，知识创新已经悄然发生了变化。要让国家创新体系发挥作用，不光创新体系内部的各个部分要良好运作，各部分之间还应该有非常好的关联。他指出，在当今时代，知识的形成、创造已经不再像过去那样，在依赖学术的背景下，以保守的组织形式解决一个具体的问题，各个学科之间彼此都是相互独立的，而且学科内部有着非常严格的控制。现如今，知识的创造渐渐发展出完全不同的模式——知识形成以应用为背景，打破了单个学科领域的界限，并拥有动态化的组织管理形式。

 

与此相对应，科研评估也需要新的方式。Arnold说：“尽管人们要尊重作为专业领域app发展推动力的同行评审制度，但单以创新本身蕴涵的技术含量来评估研发质量，已经不能完全切合社会需要。过去几十年中，以社会影响作为标准的创新评估方式发展迅速。在评估实践中，如果将这两种方式结合起来，就有可能得到更加全面的结果。”

 

《app时报》 (2008-8-7 国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