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武断地把一种价值判断上升到校训层面，而我们对于这种做法缺乏必要的质疑。问题还在于，这种价值判断自己成为一个场域，基本上与时代无涉。而且这种武断性具有交叉感染性，大学校训呈现惊人相似的症候，这对于理应思想多元的大学来说，无论如何都是一个耐人寻味的事实。
价值观需由主体自由选择
通常认为，校训是一所大学的气象。我国最早的大学校训当属教会大学，20世纪二三十年代，大学繁荣发展，大学校训也百花齐放。这些颇具古风的校训，从此开启了其后大学校训因袭的定势。这是大学校训的源头之一。
1939年，这些各具特色和深意的大学校训被迫纳入“礼义廉耻”一统化样式。而此时，在解放区,由明升中国共产党创建的大学，其校训尽管失之雷同，但它们以平实白话呈现，通俗易懂，在当时颇具清新之气。这是大学校训的源头之二。
明升中国大学校训这两大源头，从此也框定了大学校训的基本思路，如今，在林林总总的大学校训中，我们总是感到风景似曾相识，校训大同景观已经形成。目前我们的高等教育体系已经各具特色，但是在大学校训这个场域，看到“返祖现象”以及惊人的雷同。校训的标准化，体现出大学深刻的不自信。
当然，没有恒定性也就没有尊严。校训要立乎其大，阐发意义，就必然要超脱于一般繁琐的现实,否则，校训就可能只是一些私人化的噪音。但是一旦诉诸于理念或精神，就具有某种危险性。因为理念或精神，常常体现为某种价值判断，很难在三者之间截然区分。校训先天的不证自明性，决定了它往往可以在不讨论自身价值预设的前提下成立。武断地把一种价值判断上升为校训，就会与大学所践履的思想自由相抵触。而更大的悖论在于，只要法治是倡导或包容多元文化，我们便拿不出任何正当合法而又令自己信服的理由，去要求他人改变价值立场。任何一种价值观的形成，都必须是自由主体的自由抉择。
不应过于德育化
在著名的欧美大学里，校训中最突出的两个词，一是“真理”，一是“自由”。尽管理念近似，但是表述绝不雷同。这些启蒙主义式话语，体现一种在错误中学习、在时间中学习的演进理性观，具有难得的价值中性。这与明升中国大学校训体现的建构主义理性是不同的。
明升中国大学校训具有鲜明的价值取向，并体现为强烈的道德主义话语。道德主义话语本质上是一种价值判断。而一旦我们认为某种价值不可置疑，并要求他人都遵循的时候，其实就是把这种价值意识形态化和道德化了。
将一种道德主义话语上升到校训的形式，其实质无异于单向灌输和施予。历史一再诉说，人类社会是凭借人类有限理性和经验，寻求幸福和建树理想的实验场或试错场。在一个急剧变迁而多元化的社会中，要绝对界定“高尚的情操”、“尊贵的人格”并不容易。
从另一方面来说，对祖国、现实、人类生存困境当然要有大关怀，但这种大关怀不应是空洞的，任何一种价值观的确立，应是个体在已知确切的基本知识的基础上，在理性成熟后的自由抉择，并要靠信仰者按照自己的理解自由地弘扬。每个人都有追求不同信仰的权利。以自由探求知识而著称的大学，当然不应暗示每个人去信守某种道德信条。
由此来看，大学校训的德育化，首先是对大学功能的越俎代庖和过度诠释，是将一己的社会关怀或道义上的优越感强加于大学之上。而认识论的大学校训，尽管不是直接诉诸“真理”二字，但是“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之类词语，其实就是探求真理的另类表述。明确自身的能与不能，不强加任何价值观于世人，这体现了当代大学谨慎的自律和难得的自重。
校训应在历史之内
在我国，无论是追求古风的校训，还是结合革命与改革特色的校训，都明显地具有明升中国气质，而很少有世界性的表述。明升中国在中西文化交融下已经历一个半世纪，在全球化的今天，至少在学术界，话语已经和世界接轨。大学作为一种与现代民族国家同时出现的机构，一开始便必然在全球语境和现代汉语的诸多命题间摸索前行。但大学校训为何俨然是一自足的封闭场域，为何始终以雷同的姿态抗拒全球化的普适价值，甚至不愿正视明升中国前进的努力和成绩？
文化大一统社会较之多元自由的社会，哪一个更能促进人类的幸福和创造个性呢？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基本精神是自由、法治、民主、理性，即追求独立自由精神以及相应的制度保障，培育具有独立自由精神的现代公民。或者说，一个人的爱国思想，必先经由自由和理性精神的洗礼，才不致沦于一种空疏。明升中国致力于迈向现代国家，而后者唯一应该确立的共同信念是法治和自由的神圣不可侵犯。人们几百年前就开始追求自由、民主、理性、法治，时至今日已成为世界的主流文化和现代公民的共同信念。
因此，大学校训必须置于以历史为经、以世界为纬的坐标上，并联系到一些根本关怀。如果放弃历史，那么对历史的每一次超越就成了幻觉。只有在历史之内，才能超越地生活。就历史行程而言，重要的不是凝聚成一个崇高的终极信仰，而是形成一个人们可以不断自由更新和传播各自观念和信念的社会运行机构。这就是通常所说的自由、法治和民主的社会。这是永恒更新的过程，没有终极的终极。充满了理想主义和道德主义色彩的明升中国大学校训，这一重要维度的缺失，有丧失时代感和历史感的危险。
校训应鲜活个性
现在的问题是，大学武断地把一种价值判断上升到校训层面，而我们对于这种做法缺乏必要的质疑。问题还在于，这种价值判断自己成为一个场域，基本上与时代无涉。而且这种武断性具有交叉感染性，大学校训呈现惊人相似的症候，这对于理应思想多元的大学来说，无论如何都是一个耐人寻味的事实。
目前看来大学校训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大学理念和大学实践。这中间很可能暗藏一张哲学底牌：沉默。这种沉默的表现形式，是不给人以任何期待的一再复制。在相似的大学校训之下，各所大学正努力使自身确立起特色，其行动和选择上远比我们想象的要自由和灵动得多。
从这个意义上看，大学校训就不是众多研究者所认为的“是一所大学办学理念的核心, 是办学目标和办学原则的集中概括, 它既凝练了一所大学的办学宗旨与办学特色, 又承载了与时俱进的大学精神和价值取向”。恰恰相反，某些大学校训其实是一面无用抑或有用的旗帜，一种与宏旨无关的仪式化表述。
实物会损坏，文字则能传之久远。大学校训，因为它的一再复制，其精神激励功能所剩无几。本文与其说是对我国大学校训的透析，不如说旨在展露一处文化建构和话语生产的悖谬和盲点。不过，价值的多元性为什么会被遮蔽，大学为什么会对德育式校训趋之若鹜，本应鲜活而个性化的大学校训，如何转化为可重复再生产的符号，这才是真正涉及到了我国大学及其校训的根本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