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志愿者加入国家“西部计划”，决心来到基层大展拳脚，却发现自己成了“打杂的”；他们拿出自己的补贴想搞助学，却惹人非议；他们想凭借优惠政策保障就业，却不知道政策还悬在半空中，找工作成为难事。
大学生志愿者：西部支边后，我的工作在哪里？
从空中楼阁走向柴米油盐，这群理想主义者们发现，一切都和想象不一样。
他们是加入国家“西部计划”的大学生志愿者。他们决心来到基层大展拳脚，却发现自己成了“打杂的”；他们拿出自己的补贴想搞助学，却惹人非议；他们想凭借优惠政策保障就业，却不知道政策还悬在半空中。
七月似火。金灿灿的玉米收割了一茬又一茬，志愿者们服务期即将结束，他们的感觉却是被“撂了荒”。
耿筱费了好大劲才考上广东一所著名高校的公费研究生，随后却做出了一个所有人为之诧异的决定——她不想读书了。
2005年5月8日，耿筱宿舍的楼道宣传栏里，多了一张蓝色的大字海报：“到西部去，到基层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那一刻，这个23岁的广东女孩动心了。她出生在一个“慈善”家庭，尽管家境并不宽裕，父母还是收养了一个弟弟一个妹妹。她是个多愁善感的文学青年，常常是别人讲得正激动，她的眼圈就红了。在报纸上认识“希望大使”陈凤霞的那年，耿筱才13岁，从那时起，她成为一名志愿者的情结便挥之不去。
虽然她并不能确定，如果放弃了这次研究生就读资格，一年后还能否入学，但她更担心的是，“如果错过了这次，以后大概再也没有机会了”。
两天后，她报名参加了当年的“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简称“西部计划”）。
“西部计划”是从2003年开始实施的。团中央每年面向全国选派约1万名左右高校毕业生前往西部，开展为期一年或两年的“支农、支教、支医”的志愿活动。每年7月，在确定自己的服务县和服务岗位以后，分散在明升中国各大高校的志愿者先在本省集结，然后拎着大包小包，如同40年前的知青，坐着火车，浩浩荡荡奔赴四川、西藏、新疆、广西等地。
“这是我见过的最挤的火车。”年年都坐春运火车回家的2008级志愿者马荒原说，“人太多，车都要开了，还有好些志愿者没能挤上去。”
志愿者大多是不折不扣的理想主义者。有人决心改变西部、实现人生价值；有人试图锻炼能力、增加工作经验；也有家住大山沟、要烧饭得先砍柴的——他们希望能让和自己同样出身的孩子“过上好日子”。也有挂了五六门功课没法毕业的；或者冲着加分政策、要考选调生考公务员来的人——国家规定，凡是合格志愿者，报考西部地区公务员时笔试成绩加5分。
在路上，他们开始想象那些陌生的世界。2006级志愿者丁媛媛填报了广西的支教项目，服务期两年。她想象着“自己会住进一间破烂的瓦房里，虽然可能漏雨，但一抬头就能看到满天星星。”
所有前进的动力在于“想象”。没有人知道，“西部”究竟是什么样子。
“社会主义接班人改造”
志愿者们朴素的理想主义，是在临行前的集训中迅速膨胀的。
2008年7月19日，雨天。记者来到广西师范学院的志愿者培训现场。这天下午的演讲题目是《IQ+EQ+？=成功人士》，两个篮球场大的会场里，演讲者的分贝很高、语速很快。600多名志愿者听众里不停爆出掌声，盖过了窗外的雷鸣。
“白天讲，晚上也讲。几乎每天都在做先进榜样、先进事迹的宣传。”马荒原说，“好像一场社会主义改造，要把我们变成接班人。”
志愿者年年不同，培训课程年年相似。一个个典型注册，融入了一届又一届志愿者的心里：小A放弃了所有休假日，走遍了广西东兰县147个村子，走访了1500多户贫困生家庭；小B为贫困地区引来了110万投资；还有小C救起了溺水女孩，被其家人要求当女婿……
大部分刚迈出象牙塔的大学生越来越坚信“有志者事竟成”，但也有人觉得疲惫，私下发出不和谐的声音：“讲的全是好话，好像你奋发图强了，就一定能功成名就。”
“过来人”对这种培训的体会更深。“像搞传销一样，在洗脑。”2006级志愿者丁媛媛说。两年前，她的感受截然不同：“当时激情澎湃，发誓一定不能输给那些榜样。”
挺进西部之前，还有一项重要的程序——彩排。
2006年7月27日，丁媛媛“彩排”当天，电视台来了专人指挥现场。“有人模拟领导，上一届的优秀志愿者上台去，数到一定秒数再下台，鞠躬敬礼的时间都要安排好。”丁媛媛回忆道。按照服务地点，志愿者们分成不同方队，领头的人要挥舞红色大旗，必须整齐划一。服务队的车也要预先排好，先走的那个队要和模拟领导一一握手，后边的人就不用了——这样可以走得快些。
“志愿者又不是演员。”丁媛媛在台下偷偷笑出声。
出征当日，鼓乐喧天。载着丁媛媛一行的大巴车颠簸在石子路上，他们的目的地——广西壮族自治区天等县，变得越来越清晰。
“我们就是一帮打杂的”
国家级贫困县天等县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北部。2006年7月，丁媛媛去的时候，整个灰蒙蒙的县城还没有公交车，大街上跑满“三麻仔”（电动三轮车）。
当她还在脑子里构建山区的小学图景时，听到团委的安排：“林业局，丁媛媛！”
“去林业局干吗？”这位英语专业的毕业生跑去核实单位。这并非她一个人的困境——大约八成志愿者都碰上了服务意愿被调配的问题。广西艺术学院的几名学生，“学油画的、学设计的去了交警大队，学声乐的去了经贸局，学版画的去了扶贫办”。
对这样的安排，天等县分管西部计划的县委副书记秦达俊对记者解释道：“我们考虑到交警行业是窗口行业，但现在给人的印象是勇气够了，形象方面差点。艺术学院学生的加入，会对这个行业有很大的改进。至于林业局嘛，有很多项目需要翻译成英语，让外国人看到，才能让外国人投资。”
但从丁媛媛坐进办公室那天起，从未见过那些洋项目。她说自己每天无非“扫地、端茶送水和跑腿”，最经常的是拟文件，拟好稿送到别的单位。如果错个标点符号或者格式方面出现问题，又跑回原单位重办。
这位通晓英文的女孩或许忽略了一个问题，“老师需要用本地土话才能教孩子”，天等县团委工作人员说。另外，在山区的学校，“志愿者中途如果考研、考公务员请假，这段空当也不利于学生的学习”。所以，像丁媛媛一样填报了“支教”的志愿者，又被调到了其他需要文秘工作人员的单位。
何况，在整个广西乃至西部地区，写公文、在电脑上敲敲打打并不是县级机关人员的特长，所以最受欢迎的是中文系和计算机系的学生，其他学生的用途也大抵如此。“某些学工程的、学水利的，会被安排下乡，但这里也许并不需要我们。”丁媛媛说，“我们就是一帮打杂的。”
“有上级领导来检查时，党政办要负责接待。有时候后勤人员不够用，我还要进厨房帮忙洗碗筷、切菜，已经历过五六次了。”一位在交警大队工作的志愿者说。
模样乖巧的女生还可能担上另一项任务：陪酒。耿筱和丁媛媛都曾作为“天等县的骄傲”，被拉去陪过不知姓甚名谁的上级单位，“吐得昏天黑地”。
天等县团委书记农雪梅表示，确实偶尔会有让志愿者“应酬”的场合：“正因为把志愿者当成我们的一分子，所以让他们参与我们的活动。”比如，禁毒宣传、征兵宣传和防艾宣传时，志愿者总会斜挂鲜红的“天等县青年志愿者”的礼仪肩带，上街发传单；耗资470万元的休闲娱乐广场天椒广场落成前，县政府旁边的天福大酒店搞装修，也要了几个志愿者过去帮忙;一年一度的辣椒节，志愿者负责舞台布置和5000条板凳的安放工作。
在农雪梅眼里，县委对志愿者是非常重视的。“每年县政府都会拨3万元为志愿者作为全年的活动经费，作为一个国家级贫困县，尽力了。”
目前，天等县团委只有3名工作人员：一个书记、一个年年换的副书记、一个主任。工作超负荷运转到最后，顾得上的只有“志愿者就业跟踪”了。而他们的“放羊”态度，也为志愿者不满。“我们对西部计划的感觉一个字，累。”天等县一位官员说。
28个人发起的助学活动，只剩6个人坚持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创造价值、改变现状”的信念遭到了巨大挑战。
他们试图挽回这个局面，“我不能一无所有地走了”。志愿者们把眼光投向了贫困山区。“刚开始商量做助学的时候，28个人全到齐了。”他们拿着扶贫办提供的贫困乡镇表格对照分析，划分了7个助学小组，专挑最穷、最偏僻的地方去。
天等县共有120多所小学，近20所中学，受“读书无用论”和外出打工的影响，很多孩子初中未毕业，便辍学在家或外出打工。目前，天等县教育局仍反映各校“资金奇缺，活动难以开展”。志愿者们计划利用周末进入大山，核实最需要帮助的学生情况。然后在网上公布资料，呼吁捐赠。
“第一次下乡，去的那个乡镇每天只有一班车。那种盘曲、颠簸的山路上，胃里的东西几乎都给倒出来了。”丁媛媛说。
就是在这样崎岖的山路上，一位志愿者丢掉了性命。2005年4月，在广西恭城县服务的广东志愿者谭铠，在带队陪学生在县城排练完节目后，因为担心学生次日的考试，连夜搭乘一个村民的摩托车返校，途中遭遇车祸。谭铠因此成为植物人，两年后，父母为她实行了安乐死——这是明升中国第一例志愿者服务死亡的注册。
谭铠事故后，天等县团委一直小心翼翼地保护志愿者安全。按照上头规定，在县城里工作的志愿者原则上不超过10%，其余都需要下到乡镇一级；但因为安全问题，天等县县委作了“微调”，让大部分志愿者坐进了县城机关办公室。
自发的助学行动从8月底开始，直到11月。但挂在网上的募捐信息鲜有成效，志愿者的压力越来越大。
“交通费、资料费，什么都没有补贴，只能掏自己的600元补助。我们搞助学，家长和老师很感动，但是在单位里，在亲朋好友里，觉得我们就是一群神经病，‘你们自己的钱都那么少，还去帮别人？’”耿筱说。
尤其难熬的是怀疑的眼光。“山里超生的孩子太多，很多学生没有户口，在邮局领不了钱，资助人的汇款被‘查无此人’后退回，然后就怀疑我们在编造谎言。还有些老师自己拿着学校开的证明，把学生的钱拿了，我们要把钱追回来。”丁媛媛说。
时间流逝，屋子后边的玉米已经高过人头，开始抽穗。助学的志愿者们开始敲起退堂鼓。开始有人挂Q，开始有男生女生拉着手去市场买菜逛超市，抽烟的男生们买烟也越来越勤了。
一年过去了，28个人发起的助学活动，只剩6个人在坚持。
优惠政策，“悬在半空中”
当志愿者们捱到服务期还剩大半年时，最大的问题——就业浮出水面。
自“西部计划”出台伊始，团中央、财政部、教育部、原人事部便年复一年地出台许多优惠政策鼓励志愿者投奔西部的积极性，一方面缓解高校扩招以来越发严峻的就业形势，一方面让更多的人才留在西部。
这些优惠政策包括：服务期间志愿者享受600元/月的生活补贴；服务期间计算工龄；服务期满考核合格的志愿者，考研究生加10分，考西部的公务员加5分，且“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在录用党政机关公务员和新增国有企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管理人员时优先录用、招聘志愿者”；另外，“西部计划的组织者将尽力为服务期满的大学生志愿者提供就业服务”……此外，许多省份和高校又各自出台了相关优惠政策，比如辽宁省的志愿者可以保研、北京志愿者可以留京等等。
2008年7月，服务期满的丁媛媛被评为“优秀大学生志愿者”，并作为唯一的候选人被天等县团委推荐评选“广西十大杰出西部志愿者”。
但这并不意味着她的前途一片光明。
在当地，天等县林业局并没有留下丁媛媛的打算。副局长赵月生对记者说：“她很优秀，但我们要的是基层的技术人员，她专业不对口。而且编制不是我们说了算，那是组织部定的。”
负有人才推荐责任的天等县团委则表示，“今年情况有点特殊”。以往，团县委有权力推荐优秀的志愿者免试取得选调生资格，但今年广西出台了新规定，“凡是事业单位逢进必考”。
和绝大多数志愿者一样，丁媛媛参加了选调生的考试。她和大部分志愿者都通过了分数线，但在政治审核环节，落选了。
“现在是区里统一考试，审核权在市里面，但他们对志愿的情况并不了解。这么一来，尽管‘同等条件择优录取’的优惠政策在先，志愿者其实一点优势也没有。”天等县团委有关人士介绍。
而据各地志愿者反映，在西部计划的考研加分政策跟前，也时有碰钉子。“没听说过这个政策。”这是校方的普遍反映。
广西自治区团委工作人员向记者介绍，由于“西部计划”的任务是由团中央发放到各省团委，再到各市地县以及各高校团委，这些团委原本就有自己的本职工作，兼职搞“西部计划”需要付出额外的精力，“各地和各高校对西部计划确实重视不够，上头抛下来的政策没人接应，悬在半空中”。
这位工作人员举例说，曾经有广西一所高校的领导去服务县视察，连自己学校的学生也不认识；而在政策落地的另一方，天等县县委副书记秦达俊表示，“我们能保证的，是顺利实现前期的统一。”
“被撂了荒”
七月似火。天等县的田地里，金灿灿的玉米收割了一茬又一茬。大学生志愿者们该走了，他们的感觉却是“被撂了荒”。
今年将就业的34位志愿者里，除4个选调生，3个当老师，2个进企业，1个做村官，还有23人前途未卜——11：34，这个就业率还不到大学生平均就业率的一半。
西部计划从2003年起，已经招募了近6万人次的普通高等学校应届毕业生奔赴西部，力求为西部大开发搭建一个“人力资源平台”。“像单位非常想要人，而县里没有编制的情况，能占到40%。”农雪梅说。
今年能留在天等的志愿者，一个也没有。前几年来来去去100多名志愿者，也只留下了7个。
两年时间过去，天等焕然一新。天椒广场建成后，县政府又投资1150万元修建一项河堤工程。今年7月1日，天等县有了自己的公交车，但人才问题，成为这个地区一堆始终难啃的硬骨头。
事实上，不单天等县，志愿者就业困难的问题也在各地频频爆出，以至于有云南志愿者噱称自己是“就业困难户”。
为了响应国家号召，不少企业高调声明志愿者优先。比如深圳海王集团曾表明为回报社会，招收200名志愿者，但条件是——在海王的零售店先工作一年，每周上班6天，每个月工资1000元，食宿自理。
绝大部分企业并不看重志愿者经历。“一家公司老总直接说，我就招两类人，一类是应届毕业生，我愿意培养；一类是有实际工作经验的，能马上上手。”丁媛媛说。
“也有企业问我这两年收获了什么？”
爱心？理想？她只知道，两年县城生活后，她“跟英语基本上不沾边了”。
今年7月，耿筱研究生毕业，她在广东一个中型城市找了份不大满意的工作，起薪800元，勉强够房租。报到那天，有好几位同事对她说：“你可是在基层镀过金的！”
7月19日，丁媛媛结束志愿者服务生涯，把锅碗瓢盆和凉席收拾好，一个人大包小包地返回南宁。西部扎根的日子，像影子一样飘远了，留下的，只有一枚薄薄的银质奖章，安静地躺在抽屉里，散发着“西部计划”志愿者的荣光。
（应采访者要求，本文部分志愿者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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