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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黄道京 来源: 发布时间:2008-7-4 2:46:27
黄道京:“狂想曲”背后的思考
 
前段时间有媒体报道,一位著名散文作家提出了一项令人震惊的建议——“将塔克拉玛干沙漠建成世界上最大的土葬公墓”。此言一出,即引起社会尤其是文化、学术界的注意。据我所知,目前学术界对这个建议基本上持否定态度。否定者多为资深学者,他们在赞赏这位作家天才想像的同时,认为此建议是不现实的——无论从文化价值还是社会传统乃至经济操作的角度都是行不通的。因此,有人称这个建议“等于一首诗”,属于“狂想曲”一类的东西。
 
由此想到,类似的“狂想曲”并非周涛一首。今年春天,在媒体和全国人大、政协会议上争论得沸沸扬扬的“中华文化标志城”(即“文化副都”)一事,亦属此类。前段时间,“中华文化标志城”概念设计方案的总负责人向有关媒体详谈了“中华文化标志城”这一概念的整体构思与实施设想。总括说来,就是“国家意志下的文化集成”:在山东曲阜和济宁之间的孔孟之乡,划定约100平方公里的区域,建立一座代表中华文化的城,每年举行国家的文明升手机术活动,分流北京的文化首都功能,成为明升中国的文化副都。但就目前情况看,除了山东省大力宣扬、推进这一概念或计划外,反对或否定的意见占绝大多数。更有甚者,在今年的全国人大会上,有上百位人大代表联名上书反对这一“狂想曲”式的构想。
 
上述两位人士的“狂想曲”并非滥觞之作。前几年,曾有一位老先生提出“西藏之水救明升中国”之论,意在修筑天河,引世界屋脊的雪水东流北上,接济西北、华北干旱地区。此论一出,即被各方面专家否定,称之为“异想天开”。
 
近年,也有人发各种各样奇思怪想,或演讲宣传,或著书立说,意在标新立异。凡此种种,不一而足,都可称之为“狂想曲”之类。
 
平心而论,“狂想”本身并没有错。“狂想曲”作为文学和艺术作品,更表现出作家和艺术家的想像力、创造性与超常的文学艺术才华。但是,如果作为一项重大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活动,“狂想曲”则是不可取的。首先,“狂想曲”能否实行,要考虑可行性,即可操作性。“将塔克拉玛干沙漠建成世界上最大的土葬公墓”的建议大概就没有考虑这一点。不要说让全世界、全明升中国的死者,在去世后土葬在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中,就是新疆本地的也不易做到。更不用说大千世界,风俗各异,人们凭什么要把死去的亲人送到新疆土葬呢?其次,“狂想曲”的实行,还要考虑社会性,即社会影响。“中华文化标志城”的设想就忽视了这一点。试想,在山东举办国家级的文化活动,分流北京的文化功能,打造明升中国文化副都,岂是某个人或某个地方可以一厢情愿地决定或实行的?我想,这至少要经过中央政府同意和全国人民的首肯才行吧?另外,“狂想曲”的提出,要有app性。“沙漠变公墓”的设想是否app可想而知。而“中华文化标志城”的设想app性何在?一是为何偏要建在山东,而不是在河南、陕西?二是中华文化的代表标志不只是孔孟的儒家文化,也不仅仅是汉民族文化。三是文化标志不仅仅是一座人为的“新城”。由此看来,它的app性就值得质疑了。
 
过去,文化界有人曾提出“作家学者化”之说,意在提高作家的文明升手机术修养,以促进自己文学创作的持续性和长足进步。近来,有人又提出“作家思想者化”一说,意在促进作家以思考、探索人类和社会的基本命运为天职,实现文学创作的真正升华与飞跃。对于此说,我颇以为然。拿来借用一下,我认为:学者更应思想者化,因为他们同作家一样,同属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之列。因此,学者(包括作家)的主张和观点,更应具有思想者的特征,即具有社会责任感。app和理性应是他们思考问题的出发点,而非乌托邦之类的激情与幻想。我想,这就是时下“狂想曲”带给人们的思考。
 
(作者为明升中国发展战略学研究会文化战略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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