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在中央提倡干部年轻化、知识化的背景下，很多地方在选拔干部时，已明确把博士学历作为一个优势条件。然而，这一原本体现国家对知识和人才尊重的良好举措，却在一些地方和部门走了形、变了味，“博士大跃进”浮躁之风愈演愈烈。更有甚者，在这场由官员和高校担任主角的“二人转”中，官员以权力谋学位，教授以学历谋资源，“博士帽”变成了权力腐败和学术腐败同流合污的筹码。一些缺乏独立精神的高校将学位化为献媚的礼物，得到了项目、经费和资源，成为“博士帽”批发商；不少官员也凭借职权，将“博士顶戴”轻松加身，以图在今后的提拔升迁中，让“博士帽”兑换来更高级别的“乌纱帽”。
提拔升迁是官员攻博原始冲动
今年6月，原明升中国证监会副主席、西南财经大学博士王益据传被“双规”。全国政协委员、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撰文《请查一下王益的博士学历来历》，在社会上引起广泛共鸣。
葛剑雄对王益的博士学历提出了一系列质疑：本科和硕士都是历史学专业的王益，如何能在繁忙的工作中，用约两年时间完成经济学博士课程，写成博士论文，发表若干篇学术论文，并通过答辩？从理论上讲，要修完一门课程就得定期到学校听讲并参加考试，王益任职单位在北京，西南财经大学在成都，学校不可能派人到北京为王益单独上课或单独命题考试，王益上课和考试是如何完成的？正常情况下，全日制博士生需要3年多时间才能拿到学位，在职博士生往往需要更长的时间，王益为何能比正常学制的学生还要早毕业？如果王益真的按规定上课，参加论文撰写和答辩的各个程序，就必须每周往返于北京和成都之间，旅费是自己出还是花了纳税人的钱？
明升中国首批博士诞生于1983年5月，此后25年间，在校博士生数量和博士学位授予量迅速增长。根据教育部统计公报，1998年，我国在校博士生45246人，到了2004年，猛增至16.56万人，个别年份新招博士生超过5万人。来自国务院学位办的最新统计显示，2007年我国的博士授予数量超过美国，攀升至世界第一。
在这场“博士大跃进”中，官员攻博又是一种怎样的发展态势？据半月谈记者多方调查，一些国家部委领跑了“官员博士化”进程，有的部委博士比例已占到了总人数的一半左右。在经济发达地区和高校集中的省份，省部级、司局级、县处级官员攻读博士几乎成为潮流。
行政机关真的需要这么多博士吗？有关专家认为，政府的职能是公共管理，除了个别专业性岗位外，大部分行政岗位本app历足以胜任。既如此，众多官员为何对博士文凭情有独钟？
据记者调查，官员攻博主要有四种心态。一是在实际工作中确实感到还有知识欠缺，希望通过攻博开阔视野，提高对专业领域的研究水平。二是塑造个人形象，把高学历当作光鲜外衣包装自己。三是把攻博作为扩大社交范围，结识更多专家、官员和企业家的机会。四是想用博士学位把自己“武装”成拥有高学历的知识型干部，以此获得提拔晋升的优势条件。
葛剑雄认为，官员在职攻读博士学位，不是不需要，但绝大多数官员所追求的，与其说是某一方面的专业能力，还不如说是博士学位的象征意义。是否拥有博士学位往往成为提升的先决条件和关键因素，直接导致一些官员对博士学位趋之若鹜。
权力侵蚀学历换来“博士顶戴”
官员攻博，最大难题就是学习时间无法保证。许多官员所在单位与攻博学校并不在一个城市，有的甚至相隔千里。按照我国行政机关每周5天工作制，对于只有周末才有时间听课的官员而言，很难在两天之内往返千里去聆听导师的教诲。就算每周末都能保证听课时间，攻博官员的学习时间也只占全日制博士的1/3。但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官员博士生往往比全日制博士生毕业得还要快。
葛剑雄感叹：作为负有指导博士生之责的教师，我深知，要获得博士学位，即使原来有良好的基础，也并非易事。就我见闻所及，那些在高官位置上获得的博士学位，很少不含水分，甚至少不了权力或者金钱的介入。
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教授蔡继明曾经上交了一份“要遏制党政干部的文凭腐败”的提案。蔡继明认为：许多在校生10年寒窗才能拿到博士学位，但是一些党政干部凭借手中的权力，课也不上，稀里糊涂就混到了文凭，这很不公平。
蔡继明透露，相当数量已经获得和正在攻读研究生的党政干部，大多是利用自己的地位和手中的职权，动用公款混取文凭。入学考试往往是瞒天过海，或者名义上报考统招生，实际上参加校外班单独考试；或者考试舞弊，甚至根本没有经过考试就取得了入学资格。在课程学习过程中，又投机取巧，或者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或者由秘书代听课。在学期考试中，由秘书代考或者根本不考，反正总有办法得到高分。完成整个博士学业所必需的发表学术论文、接受答辩等诸多严格的程序，一些官员也有应对之策，论文可以找人写，答辩委员会的成员可以提前“做工作”。
凭借手中所掌握的各种资源，很多官员在博士考试中“脱颖而出”，一帆风顺摘得“博士帽”，由“学而优则仕”而“仕而优则学”，“官员博士化”渐成奇观。
高校“文凭钓鱼”演绎学位换资源
官员“博士大跃进”引发了不少让人瞠目结舌的怪现象。北京高校云集，但一些外地高校却纷纷将在职博士集中培训点开设到北京。对博士学历的这种强劲需求，甚至连菲律宾、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的一些高校也难挡诱惑，先后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地设立招生机构。
某些缺乏独立精神的高校，趁机将文凭化作谄媚的礼物，从入学到毕业，主动为官员们设计了一条秘密“绿色通道”，入学考试一般都是学校单独命题，有些高校甚至打出了“免试入学”的旗号，不断扩大官员博士招生规模。一些在职领导干部也投桃报李，利用手中握有的各种项目审批权，给学校安排土地批租、增加经费等许多好处，搞起权学交易。
官员以权力谋学位，教授以学历谋资源。河南省一位曾获得某著名高校经济学博士学位的副市长告诉半月谈记者，博导与官员结成的“师生关系”是一种“双赢合作”。有了这层“师生关系”，导师不仅可以顺利拿到很多科研项目，而且能借助官员的行政权力获得诸多社会资源。
某大学一位教授向半月谈记者透露，因为带了两名官员博士生，该校一位博士生导师的儿子被安排到某重要单位工作，博导夫妇每年都被邀请到“官员博士”所在市的国家级风景区度假。这位博导在郑东新区买了一套新房子，两名“学生”，一名“赞助”了装修费用，另一名赠送了一套家具和电器。丰厚的回报对该校其他导师带来了心理上的冲击。一些导师也开始自降身份，有意识地招收官员学生，并在入学、考试、论文等方面主动帮忙。
郑州市某高校一位副校长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承认，虽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学校其实无力抗拒拿文凭换利益的“官员博士化”。因为学校需要主管部门方方面面的支持，特别是掌管科研经费、项目、计划指标的教育、财政等部门，你不做别人做，结果不仅会被上级“穿小鞋”，而且还会被扣上“思想不够解放”的帽子。
“国家的耻辱”：权学交易歪风亟待刹住
“官员博士化”的迅速膨胀，不仅加剧了官员群体升迁道路上的彼此攀比，更加剧了权力腐败和学术腐败的媾和。有限的教育资源被大量消耗，真正的求学者被排斥，“劣币驱逐良币”使人们对国家教育制度产生了信任危机。
著名数学家、哈佛大学教授丘成桐在南开大学的一次演讲中，痛斥明升中国高校的学术腐败是“国家的耻辱”。很多教育界人士在接受半月谈记者采访时尖锐地指出：官员“博士大跃进”中的种种权学交易，为一些不学无术、滥竽充数的官员提供了升迁的台阶，伤害了那些刻苦学习、勤奋钻研的学生，使我国的学位含金量不断下降。
令人欣慰的是，为了捍卫博士学位的尊严和品质，一些高校已经开始对招收在职博士生提出严格要求，包括引入匿名评审员制度、论文评审公示制度等。一些著名高校的个别专业和身怀学术良心的学者，已明确提出不再招收在职博士生。一些党政机关对干部文凭腐败现象已有所警觉，在公选干部时，对需要拥有博士学历的岗位，提出了必须是全日制博士研究生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