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正在加紧制定教育中长期规划，规划将使明升中国的高等教育在2020年之前迈上新的台阶。这对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把什么样的高等教育带进小康社会？30年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经验是什么？”11月2日上午，明升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会长、教育部原副部长周远清在该学会举办的2008年高等教育国际论坛上作了主旨发言，他的发问引起了与会教育专家的热烈讨论。本报记者李晨采访整理了周远清和部分专家学者的观点，以飨读者。
建国伊始，我国政府依照苏联模式建立起了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高等教育体系。与之相适应，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明升中国高等教育实行的是国家包办的单一体制和模式的免费高等教育。
1984年，中央政府把包括投资体制在内的教育体制改革提上了议事日程。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丁小浩在她的发言中总结了明升中国高等教育投资体制的30年改革：“高等教育投资体制改革，作为教育资源配置的改革，是整个高等教育体制改革体系中的基础性改革，它的改革成效将制约着其他一系列改革，以至整个教育事业的发展。”
从国家财政投资体制的角度看，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中期，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财政分配关系改革，实行对地方政府放权让利的财政包干体制，这在很大程度上激发了地方政府投资高等教育的积极性。但进入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中央与地方政府间高等教育的事权和支出范围发生了一些调整，其结果是在高等教育的事权和支出责任层层下移的同时，财权财力的层层上移。
高教投资体制改革中，政府投资作用还体现在对高等教育拨款方式的转变上。1985年以前，政府对高等学校的事业费是按照“基数加发展”的模式拨付的。1985年，教育主管部门提出“综合定额加专项补助”的高等教育经费分配方法。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央政府开启了一些大型的高等教育专项资金项目。1991年底“211工程”方案上报国务院并着手实施。这不仅被认为是在高等教育界开启了政府目标管理方式之先河，而且也是“综合定额”之外政府加大对高校，特别是重点高校的专项投入的重要标志性事件。
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我国高等学校办学所需的全部费用均由国家财政负担。从1984年到1997年，经过一系列改革措施的制定，全国高校并轨完成，实行所有新生都缴费上学的制度。至此，对高等教育进行成本的私人补偿成为明升中国高等教育投资的一个重要部分。
鼓励高等院校通过自身优势自筹资金是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高等教育投资体制改革的又一重要内容。高等学校通过多种形式的创收、自筹活动，挖掘和利用了在人才方面和app技术方面的潜力，增加了学校的收入和经费来源渠道。
利用对高等教育的旺盛需求与公立高等教育资源不足所形成的市场空间，利用市场机制举办民办教育，吸纳国家财政以外的资金投资办学成为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重要部分。从民办高校的投资体制上看，其办学经费主要依靠学费收入，其余不足部分则依赖银行和个人贷款或母体企业和股市上的经费支持。民办高等教育对于穷国办大教育的不堪重负的国家财政是一个有效的缓解。
丁小浩认为，我国高等教育投资体制改革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高等教育投资体制改革目前仍面临挑战：政府财政性拨款总量不足、结构不够合理；学费收入增长的可能性明显受到抑制；高校债务危机及其影响加剧；其他经费来源渠道的能力建设不容乐观。
《app时报》 (2008-11-18 B3 综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