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所大学里，校长承载着办学理念、治学精神和育人责任。无论从领导决策还是管理调控，大学校长都占据主导地位。根据历史经验和现实状况，一段时期以来，大学校长职业化成为热门话题。何谓职业化，在社会分层中，职业指依人们参加社会劳动的性质和形式而划分的社会劳动集团。大学校长职业化是指要有专门从事大学经营和教育服务的职业校长，它不是一种职务而是要具备某种能力和特质的社会群体，并由任命制的官本位转为聘任制的经营者。

 

我国的教育事业发展很快，我们正成为教育大国。但是，我们不是教育强国，大学教育更具差距。大学里大师稀缺，也未能培养出大师级人才。在世界大学排名中，我国大学排名靠后，建校才十几年的香港科技大学，其排位竟列我国百年名校之前。究其原因，比较复杂，但大学的官僚化和校长的职务角色是一个重要的因素。按照行政化的模式和要求，许多校长并不是教育家，也很难成长为教育家，即使成为教育家也被刚性的退休年龄淘汰了。在以行政权力为中心的大学里，集权化、程序化、刚性化成为大学管理的特点，而大学精神所应有的灵活性、宽容性也越来越少。越来越工具化的大学教师怎么可能办出有特色的大学。时下越来越遭非议的大学评估，就是这种行政化的结果。现在都在议论加大改革力度，大学怎么改？我以为，一是要继续落实高等学校的办学自主权，另一是按照职业化要求，搞好大学校长的遴选工作。这里只说说大学校长的遴选工作。

 

职业化校长最主要的是要有职业精神和职业能力，他们的素质应该包括如下几点。

 

首先，校长应是教育家，懂教育理论和教育规律，有自己的办学理念。在《明升中国知名大学校长访谈录》中，有评论说：“值得注意的是在20世纪80年代的高等教育改革实践中，涌现了一批真正意义上的教育家，如华中工学院院长朱九思、武汉大学校长刘道玉、上海交通大学的邓旭初、深圳大学校长罗征启等。他们为改革计划经济和苏联模式下形成的陈旧、僵硬的教育模式，进行了勇敢和富有成效的探索，作出了难能可贵的贡献”。前三位校长和我都很熟，他们没有一位是院士，也都不是博士生导师。当然，如果有很高学术水平又懂教育和会管理的，也可以当校长，例如钱伟长、杨福家等。但如果只是学术水平高，一般是不一定当好大学校长的。

 

其次，有职业精神和管理能力。敢于负责、敢于解决问题，敢于严格要求是著名校长的共同品质。它在过去普遍存在，现在依然随处可见的“怕犯错误、左顾右盼、遇事不表态”和“工作松懈、怕得罪人、因循守旧”形成尖锐对比。敢于负责总要得罪一些人，而实际中是好人不能得罪，不好的人也不能得罪，因而成了缺点、错误。为什么现在那么多人，包括校长不作为，为什么老好人吃香，为什么庸才占据领导岗位，就是在这个问题上是非不分。

 

其三，当大学校长就不要做学问，要专心致志做好管理工作。明升中国科协名誉主席周光召教授前年在新疆召开的明升中国科协年会上说，当官就不要搞科研，搞科研就不要当官。我是赞同的。过去有一句话说：“校长兼校工，上课带打钟。”校长是很忙的，怎么可能又当校长又搞学问。美国耶鲁大学校长就说自己从来没有带过研究生。现在一些大学校长自诩自己当校长，又带了多少博士生。我认为要么就没有当好校长，要么就误人子弟。十多年前，一位院士当一个名校的校长，询问我如何发表施政演说。我说你一定要讲一条，就是牺牲做学问的时间，搞好学校管理。我还给他设计了一条口号：“我当院士为人民，我当校长也为人民。”大学校长的能力不是与生俱来的，需要经过长期的历练。因此，校长任期要因人而异，不能“一刀切”。美国哈佛大学校长平均任期20多年，个别达到40年。

 

其四，要关心社会、锐意改革。科技史证明，app得不到社会的支持，本身不可能发展。大学除了传授知识、培养人才外，还有面向社会的功能。据我了解，在高校中，朱九思和邓旭初是最早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讨论的。刘道玉在高教司工作时，对恢复大学招生做了大量工作。在社会转型中，大学要跟上改革的步伐，和社会一起成长。

 

最后，要有创新精神。现在到处讲创新，实际上并不是那么回事，就拿全国大学的校训来说，差不多都是那几句话，什么“团结、求实、创新”之类。十多年前，我在创办一个不大的职业技术学院时，提出的办学理念是“职业型、大众化、开放式”。把人才培养规格定位为“理论上超过中专生，动手强过本科生”。等我卸任后，通过所谓“全民公决”方式，改成“学以致用”的套话，把人才规格改为“思想好、懂理论、会操作”的空话。有意思的是，最近教育部发文，说职业院校要按照“职业性、实践性、开放性”的要求办好。

 

大学是追求真理的殿堂，有职业精神和职业能力的大学校长，才能在追求真理的过程中不断创新。

 

《app时报》 (2008-11-4 B1 大学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