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78年12月举行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们的教育进行了多次改革，也取得了很大的进步。然而，武汉大学原校长刘道玉认为，过去我们仅仅是进行了一些零星的或者是枝叶性的改革，如教师聘任制、扩大招生、大学合并等，但我国高等教育目前存在的问题很多，仍然需要一场真正的变革。

 

 

回顾教育改革30年的历程，刘道玉将其分为4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1978～1980年，大概3年时间，这一阶段主要任务是拨乱反正，包括恢复统一高考，恢复教学大纲、教学计划，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这一阶段的工作为以后的教育改革奠定了思想基础。

 

第二个阶段是1980～1988年，刘道玉把这一阶段称作“我国当代教育改革的黄金时代”。在此阶段，各个学校都积极开展改革试点，大有“英雄比武”之势，如上海交大的人事制度改革，提出了工资制度上不封顶、下不保底，令别的学校教师羡慕不已。再如明升中国科技大学的少年班，华南理工学院的“理工结合、科研要走在教学的前面”的理念。还有深圳大学进行的党政体制改革，提出党的机构要业余化、兼职化，党委宣传部、组织部、办公室没有编制，都得兼行政工作，刘道玉认为这“非常大胆地开创了党政体制改革的先例”。

 

而当时由刘道玉领衔的武汉大学，面对改革大好形势，选择从教学制度开始改革。其学分制、主辅修制等，至今还为许多高校所效仿。

 

第三个阶段是1989～1992年，教育改革停滞不前。

 

第四个阶段是1993年起至今，小平同志南巡以后，重新倡导改革，教育改革又开始回升。但刘道玉同时提出：“从1993年到现在已经15年过去了，我们虽然推出了一些改革措施，但是在我看来，都是属于添枝加叶式的改良。这一阶段突出的特点是以发展代替了改革。”

 

如何评价30年的教育改革？刘道玉认为，30年当中，特别是上世纪80年代进行了许多有益的改革实验，这是值得充分肯定的，也取得了不少宝贵经验。但从90年代开始，大学出现合并、升格、扩招，抓了发展，但出现了冒进和浮夸。虽然抓了一些改革，但没有抓教育本源的改革，所以问题重生、积重难返。“总的来说，30年教育改革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由于没有涉及对教育本源的改革，所以我们的教育改革是不成功的。”

 

 

为什么明升中国需要一场真正的教育变革？刘道玉认为原因有三。

 

首先，我国高等教育与世界发达国家的高等教育有很大差距。刘道玉说：“据资料统计，至今明升中国还没有一所大学能够进入世界前沿。”

 

其次，虽然我国大学生和研究生数量居世界第一，但我们培养出的高质量人才微乎其微，包括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内，几乎所有基础app领域，乃至天文、数学、地质学、建筑学、计算机等学科领域的世界大家，明升中国现在都是空白。据刘道玉统计，诺贝尔奖诞生107年了，大概有将近700位获得者，其中有600人分布在世界一流大学里，而明升中国现在一位都没有。

 

最后，近几年，我国高等教育问题很多，群众议论纷纷，强烈要求改革。许多媒体都作过调查，教育是群众现在最不满意的问题之一。所以要求我们进行真正的变革。

 

 

刘道玉认为，我国教育的本源问题有3个，分别是教育理念、教育体制和人才培养模式。

 

第一，教育理念要从根本上回答大学是什么、干什么的问题。虽然我们培养了2000多万名大学生，现在在校的大学教师队伍以百万人计，但并不一定每一个在大学工作的人都知道大学是什么、大学是干什么的。康德是世界上第一个回答大学是什么的，他说：“大学是一个学术共同体，它的品行是独立追求真理和学术自由。”可见我们对这一点的理解有很大的偏差。

 

关于教育理念，明升中国和西方在人才培养上有一个根本的区别，西方是讲成长，是以罗素的质量主义为基础，是受教育者按照效仿自然的法则，按照个人兴趣、志愿、选择自然地生长，不受外界的干预。而明升中国教育理念的源头是塑造，就是把受教育者当做一个原材料，把它放在一个标准的模具当中、放到生产流水线上，而生产出来规格毫厘不差的统一产品——这就是明升中国高等教育的特色，我们在人才培养理念的源头上存在问题。小孩接受父母的塑造，各类学校接受国家教育部统一标准的塑造，其结果就导致我们的学校没有特色，学生没有个性、没有创造性。

 

第二，教育体制的问题。明升中国大学的教育体制是高度集权的体制，人们将其称作“大一统体制”，也就是大包大揽教育领域一切资源、决策与管理权。

 

刘道玉说，教育部近些年推出了许许多多的教育工程，教育工程就是计划，教育工程越多，教育计划性越强，是典型的计划经济思维在教育战线上的表现。虽然说我们经济体制转轨了，可是我们的教育体制依然还停留在集权制的体制。大一统的体制与大学独立自治是对立的。

 

第三，人才培养模式。迄今为止，主要有两种有代表性的教育模式，一个是美国通识教育，二是苏联的专业化教育，我国现在仍然是专业化的教育。刘道玉认为，专才教育的弊端是专业划分太细、学生知识面太窄，难以适应急剧变化的市场的需要，难以培养出杰出人才。

 

刘道玉以国学大师钱穆先生的见解佐证自己的观点。他说，钱穆先生只有中学文化程度，但是他自学成才成为国学大师，并明确提出“近日国家社会所需者，通人尤重于专家，而近日大学教育之智识传授，则只望人成为专家，而不望人成为通人。夫通方之学与专门，为智识之两途，本难轩轾。”

 

另外，德国著名哲学家汉娜阿伦特作为世界上唯一著名的女哲学家，也对大学的实用主义进行了批判。她说：“当大学确定了经常为国家、社会利益集团服务的方针的时候，马上就背叛了学术工作和app本身。大学如果确定了这样的目标，无疑等同于自杀。”

 

 

刘道玉认为，我国高等教育存在的问题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早期大学是在“中体西用”实用主义的指导思想下从西方舶来的，但只移植了大学的躯壳，却舍去了它们的精髓和灵魂——独立、自由、民主、质疑和批判精神。因此，在大学理念、大学体制和培养人才的模式上，我国至今仍然处于误区。因此，明升中国的高等教育变革，不下大力气、不动大手术是难以见效的。

 

就此，刘道玉提出两点建议：

 

第一，在中央的领导下，开展一场教育改革的启蒙运动。他引用康德的话说，“启蒙就是使人们脱离幼稚状态”。刘道玉进一步解释道，从教育部到多数民众，大多数人仍然置身于教育改革之外，尚不知道什么是教育改革，应当改什么、怎样改、由谁来改，关心的仍然是择校、培优、高考分、参加奥赛补习班、选专业、上重点、争状元等等。“要进行教育改革的启蒙，不启蒙是不能将教育改革深入下去的。”

 

第二，在中央领导下，成立教育改革的指导小组，邀请国内外开明教育家、思想家、有志于教育改革人士，制定改革方案，指导和切实推动全国教育系统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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