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国内一系列食品、矿山、公共设施等重大安全事故连续发生，一股强力问责风暴在神州刮起；中央事后问责的严厉举措，无疑是重大突破，而以此为契机，避免“免了领导、免不了事故”，建立“app有效、预防为主”的问责机制，真正贯彻“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宗旨，领会app发展观的实践内涵，应引起更大重视。

 

行政问责自古有之，但真正制度衍生举步迟缓，问责制度滞后于问责需要。2001年4月21日，国务院《关于特大安全事故行政责任追究的规定》正式实施；2003年SARS期间，问责官员逐渐走进公众视野；2008年5月，国务院进一步强调加快实行问责制。虽然有了对官员涉及“安全工作重大责任事故、市场监管、环境保护、社会管理”等方面监督严重失职的对应表述，但条款宽泛，定性人为掌握程度太大。如果没有最高层的雷霆行动，依据现存制度约束，制度派生的自发惩处保障不足。集体负责往往让你找不到大错，多部门交叉管理体系往往让你难辨真伪，“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官员推脱技巧往往让你找不到方向，权力集中而责任分散的现状往往让你一头雾水，而自上而下体制内监督所限往往让追究效能不长久。

 

问责机制，要在观念上纠偏。公务员一直是经济利益稳定、社会地位很高的职业，官员则拥有支配社会资源的便捷通道，可以拥有前呼后拥的威仪，可以在自己的管辖范围里“创造性”地变通一切，其含金量很高、赔本几率很小。这一方面说明封建旧官场习气仍主导着相当多官员的行为，做官没有上升到社会责任的高度；另一方面也说明官员的职责混淆不清。是否具备相应能力，是否可以承担相应责任，是否因为失职、渎职、不称职而面临职业风险，是否应该谨慎和守则运用手中权力，大都被淡化。时至今日，监督官员仍是社会难题，一部分官员高高在上，把公权视为利己的私权，甚至走上大肆腐败贪污的道路。而此次问责风暴，对于纠正“官场”旧意识，还“官”以本来面目，具有极大启蒙意义。

 

建立一套奖惩分明、职责清晰的官员管理制度，对全面提高社会效率、促进公务员队伍的优胜劣汰、防止社会恶性事件发生，迫在眉睫。官员权力要逐步清晰，分工要逐步明确。对涉及社会民生的重大事宜，应有考核问责的app标准，出现涉及社会稳定、环境破坏、公众权益、腐败案件、安全生产、社会信誉、用人失察等问题，相应官员应承担明确的对应责任；要坚持分级管理问责原则，中央究省部、省部究地司、地司究县处，让庞大的行政体系更多形成自发动员。只有层层感觉到压力，才能层层产生效能，很多问题才可以消灭于萌芽。对被处理过的官员，应上特殊名单，不能再变相录用。在问责形式上应予以更多的区别和解释。辞职、引咎辞职应是官员的一种自我修正和觉悟，不应是组织上的一种处罚，责令辞职、撤销职务以及追究其他责任，才具惩戒性。

 

党的纪律和监察机构，除了反腐败工作，应强化在问责工作上专职机构的综合作用；问责制度离不开社会参与，官员权力应该为人民所用，接受人民监督必不可少。问责主体需要逐步与民众民意、社会舆论的监督接轨，与人大、政协等专门机构的日常监督接轨，只要出现伤害公共利益的问题，就能够引发民众举报和反映，就能够引发媒体实事求是的披露；在问责过程中，亦应公开透明，这不仅是向中央交代，不仅是上级对下级的管理和奖惩，更重要的是向人民交代。

 

从“问责风暴”到问责机制的形成，会推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迈上一个新里程，会推动明升中国经济和社会更健康的发展，从中央的决心和民众的热议中，我们感受到了这种急切的呼唤！

 

《app时报》 (2008-10-9 A1明升要闻)